抓住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习近平同志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理论研究和自身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深刻领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观意义和方法论精髓。从河北正定到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不管工作岗位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随着矛盾的发展变化辩证地分析经济建设中的方方面面，进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真正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到了实处。

一　为何以及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旧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期，新观点层出不穷，新问题也不断涌现。社会上以及党内都出现了怀疑、否定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同志重新研读了《资本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深刻领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所蕴含的历史观意义和方法论精髓，在理论上澄清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种种误解。那么，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应有之义。基于对改革开放前所走弯路的反思，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事实上始终有人在质疑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出发点作出了阐释。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范式具有主体性和客观性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一切生产都是构成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同时，生产关系是由人的社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本质揭示，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一定的社会关系发生矛盾，“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2001。）进而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要导致社会革命，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第三，一定的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87页，人民出版社，1985。），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同时也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因而经济基础本身的变革归根到底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指出内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经济基础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同志最后总结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持恰恰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原理之上的。

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抓经济建设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历来是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制胜法宝。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是不同时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流。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人民日报》1956年9月29日。），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从而将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邓小平同志“要艰苦奋斗，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的指导下，十三大通过了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正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工作。作为在改革开放大潮一线的“工程师”，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制约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又是一切经济建设的基石，基本国情归根到底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恰恰是对基本国情问题解决的主要推进。另一方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的必然要求，具体地说是主要矛盾的问题。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是毛泽东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而作的理论总结，而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这个主要矛盾就是经济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时刻牢记初级阶段，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将其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如何才能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面临着历史的、空间的差异，在“一个中心”的逻辑串联下就会衍生出种种现实的问题和冲突。因此，“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91。）早在宁德主政时期，习近平同志就因时因地制宜，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注：杨筱怀：《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领导文萃》2000年第11期。）最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了一条“弱鸟先飞”、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宁德地区（别名闽东）经济发展面临着原材料资金短缺与投资环境缺位等先天不足。不同的时情地情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客观规律，习近平同志必须解决的就是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的问题，为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首先，他强调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跳出老框框看问题，肯定了在有限力量发展情况下的“弱鸟”先飞的可能性。其次，习近平同志强调凡事“求诸于己”，着力于激发挖掘本地区自身发展潜力，强调：“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在时间上注重“超前意识”，放眼长远于经济建设的长时段过程。再次，习近平同志立场鲜明地否定脱离闽东实情的“另起炉灶”的开放沿海策略，反对闽东重新搞一个开发区。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软硬结合”，提出“一个窗口，一个图章”，通过简化行政、明确引资法规等“软环境”建设来弥补闽东经济发展的“硬件”即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不足。在闽东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后，习近平同志又适时提纲挈领地提出闽东经济建设的“六大关系”，强调“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产生”。（注：习近平：《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福建论坛》1989第5期。）主政浙江期间，他提出了“八八战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浙江省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等地，习近平同志始终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各地发展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功实现当地的持续健康发展，留下了他执政生涯中流光溢彩的一笔。

二　辩证地对待经济增长中的量与质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要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张志：《调低增速适应“新常态”》，《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从而对我国经济建设领域长期存在的“唯GDP主义”提出了批评。有舆论就此认为，我们党认为经济发展不再重要了，GDP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平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人甚至进一步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应当删除。这显然是对习近平同志思想的形而上学理解！

如果我们把习近平同志在不同时期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他始终辩证地对待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和要求都是不同的。总的看来，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完善生产力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经济增长作为重点。2001年，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十五”规划纲要的发布要求在“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在坚持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基础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注：《“十五”计划纲要》，新华社2001年10月18日电。）时代的要求与期间在福建时期习近平同志主抓经济建设的思路相得益彰。首先，调整经济结构习近平同志起步早。早在“九五”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把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来研究，制定出“5+2”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格局，通过“两个90”，把培育和扶持支柱产业的规划和政策落实到一批骨干企业和项目上。其次，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这一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特征。在200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班子的福建省委提出“全省GDP增长9％，力争更快更好些”的总体要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这一阶段是服务于经济的增长，更快先于更好。第三，习近平同志在这一时期强调“在谋划新世纪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思路和规划时，必须有世界眼光，坚持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考虑福建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局”，重视产业结构优化中的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开放政策等多要素驱动。习近平同志特别注意正确处理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的关系，实行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并举、以存量调整为主的方针，不唯经济发展的增速是瞻。由此可以看到，在主抓福建经济时期，习近平同志的主体思路是强调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谋求增长的思路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布局出发，强调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为他浙江时期的经济建设思路的转换做了铺垫。

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浙江时期的习近平同志首先扭转了优先保数量增长的惯性思维，强调要特别注意那些不断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系列难题的关键……要真正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关键是要认识和处理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辩证关系”，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证法”（注：习近平：《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推进“八八战略”深入实施》，《政策了望》2004年12月20日。）：经济增长是量的积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质变。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的积累的过程，量的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促成质的飞跃，这是事物演变过程的客观规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个阵痛期，经济增长速度带来一定影响。”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经济建设时期经济增长的量变质变关系的辩证法。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进入中央工作，而此时，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条件下，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和要求也变得更丰富、更辩证。习近平同志注意到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所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他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及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确保经济发展的量的优化的同时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路，把经济发展的质的提升作为目标。对此，习近平同志系统阐释了四个方面：首先，经济增长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要“保持经济增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邓小平就曾指出：“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93。）通过宏观调控，以金融节拍器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促增长同时稳增长，注重经济量的增长方式的优化。其次，习近平同志强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注重经济增长数目字背后的实质，促使经济增长在根本的层面是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再次，习近平同志坚持辩证看待经济增长同经济结构转变的关系。要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推动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在稳定外需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力度，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的量的积累和准备，随着经济的增长激化同旧的经济结构的矛盾斗争，从而促成旧的不符合生产力的结构调整和新的结构的产生，实现更优化的经济的增长。最后，经济增长中质与量的矛盾的特殊性，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搞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及时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坚持整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不同阶段的质量问题、结构问题、效率问题等，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闽浙时期的优化经济结构保经济增长速度，到兼顾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再到进入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同志的经济建设思想实现了“三级跳”。

三　新常态下继续把握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习近平同志系统阐发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指出：“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注：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那么，在新常态下，如何继续把握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呢？基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可以看出，他主要思考并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注：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2日。）这是历届中央领导的一致共识。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摸着石头过河”之于改革开放有其历史必然性。时至今日，新常态下，习近平同志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同时，重提“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是因为“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从建设闽浙到领导全国，习近平同志的经济建设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的规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意味着“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但是随着改革的纵深，新的情况不仅仅要求大胆尝试，“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注：《全球最大商机促进各国繁荣》，《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4月6日。）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自“十二五”规划沿用的“顶层设计“思想，反映了习近平同志进入到中央以后开始从改革开放全局高度来定位经济建设。23年中一直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习近平同志，经历的是第一线的经济发展的变革和突破，在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上是起到了对全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而彼时习近平同志领导闽浙经济的历程恰恰可以成为全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和积累。因此，新常态下，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同志长期指导经济建设的深思熟虑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发展的统一。但同时，“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2014年习近平同志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强调既要在战略上保持“平常心态”适应“重要战略机遇期”，又要在战术上“未雨绸缪”防范风险。（注：《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对立统一，也是习近平同志在新常态下战略和战术上的辩证统一。

（二）立足全球这个全局，打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战略

“伟大的国家应当参与伟大的事业，而‘一带一路’计划是真正伟大而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注：《全球最大商机促进各国繁荣》，《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4月6日。）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注：华益文：《两条丝路一样精彩（望海楼）》，《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9月13日。）。“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主动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战略的确立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意义。首先，“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之上，建立在“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国发展列车”。万隆会议召开后的60年来，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格局走向瓦解，以“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而作为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史传统上的“一带一路”的新型合作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注：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2015年3月28日，海南博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3月30日。）“一带一路”已然是新常态，已然是中国实现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的航标。其次，中国发展的列车行驶更加稳健。“一带一路”构想是一个宏伟的战略规划，它是未来几十年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合作的蓝图。“‘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注：同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搭车”以及中国愿意“被搭车”，不再是简单的获利和给予，而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双赢”。“独行快，众行远”，习近平同志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建立在双赢、共赢的新理念之上的多边合作格局，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东亚经济共同体，必然要求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习近平同志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此，迈向命运共同体，既要明鉴历史，更要在共赢发展的理念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战略。

（三）着眼长远，抢占创新驱动这个未来制高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注：《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新常态下，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就在于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形成新的产业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由“制造”走向“智造”。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日渐显现，这正是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个新变化。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提到：“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7卷（下），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86。）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十八大以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不仅仅是经济的量与质的增长和转变，更是要完成“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瞩目成就，但是也存在经济规模虽然很大、但实力不强，经济增速很快、但效益不优，并且主要是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在新常态下，习近平同志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个系统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注：《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2015年3月18日。）、实现创新驱动，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