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把握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典范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同志对生态与文明的辩证关系作出了直观而又辩证、简洁而又深刻的论断。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具有完整的理论架构，它包括目标、理念、体系和手段等几个部分。

建设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一个有机部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部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这一理念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顺应自然，最终实现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这一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与提升，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9页，外文出版社，20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了“五位一体”的完整体系。习近平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理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提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进而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注：同上书，第11页。）的治国理念，而且设计了生态文明建设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路径：以系统工程思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生态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指导，更是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来源、历史根基和现实依据。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辩证继承，是对人类社会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的辩证扬弃，更是习近平个人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实践的辩证总结，是当代中国把握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典范。

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辩证思维方式的当代传承

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生态建设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和方法论依据。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成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深层理论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机械论自然观中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方式，从而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们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必须要依存于自然界。“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79。）不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被动服从关系，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但也绝不是反向的征服关系，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人民出版社，1971。）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以人类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理论起点。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蕴含着有关生态问题的许多重要论断，这些论断也在不断启发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问题的思考。毛泽东提出了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控制人口等方面的一系列论断，发出了兴修水利、绿化祖国的号召。1973年8月，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三十二字环保方针，指导了并仍在不断指导着我国的环保实践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邓小平也形成了丰富的生态建设思想。（1）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2）强调科学技术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贯彻到环境保护中。1983年，在谈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时，邓小平强调：“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84。）（3）推进生态立法工作。1978年，在提到法制建设时，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94。）。在邓小平环境法制思想的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在第二年便颁布实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统筹考虑环境与发展问题，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正确指明了环境保护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将生态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新要求，将之纳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中，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

习近平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这种新型的人类文明形式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二　人类社会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和教训的时代扬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根基。它一方面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蕴辩证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之中，另一方面又在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解读中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合理性。

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注：据新华社北京2014年9月24日电。）实际上，习近平生态思想中的很多关键因素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积极吸取传统文化养分的产物。特别是，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构建文明与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这与中国传统自然观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高度契合。

中华文明传承5000多年生生不息，其中蕴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生态智慧。“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塑造出了与西方物我二分的二元哲学全然不同的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体系。“天地之大德曰生”中蕴含的是对万物生命的尊重，“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对自然的推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中包含着古人在向自然索取时所坚守的取之有节、用之有度的道德操守。这些思想都要求人们首先尊重自然，而后改造自然，进而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古老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文化起点。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着名文明往往兴起于大河流域，这是因为大河流域往往水量丰沛，利于灌溉，冲积平原地势平坦而且土地肥沃，优越的自然条件利于农耕，这为古代农业文明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的加剧，森林植被的破坏，土地沙漠化严重，许多文明也因此而衰落。恩格斯明确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人民出版社，1971。）中国古代楼兰文明的衰落，很大程度上也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我们应该吸收历史的教训，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辩证态度反思历史问题，“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06页，外文出版社，2014。）。在谈及雾霾治理时，习近平说道：“雾霾问题，发达国家都有过，像德国的鲁尔区、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和里昂都走过这个路，美国纽约、洛杉矶也是。”我国当前环境形势的恶化，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但共产党人要正视这种段历史，要拿出解决历史难题的勇气。“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注：《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人民日报》2015年3月10日。）因此，我们要做的则是吸取失败的教训、借鉴成功的经验，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把前人没有意识到要解决和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深刻解读，对生态与文明关系的历史分析，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

三　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实践的辩证总结

以辩证思维反思和处理生态问题，贯穿了习近平施政生涯的始终。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为正定县树立了“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三大前提下搞农业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战略思想，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构想。这里面已经蕴含了生态文明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利用自然的前提是尊重自然的客观性，生态是一个综合性系统，等。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自己对生态问题的理解。概要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提出“大农业”的发展模式，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这表明习近平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已经走出了单纯环境保护的范围，开始将生态问题纳入到整个社会发展的综合体系之中。（2）经济建设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习近平谈道：“例如，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3）林业问题是闽东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一方面，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这样说并不过分”（注：同上书，第110—111页。）。可以看出，习近平已经开始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联系起来，这里孕育着对生产力理论重大发展的理论雏形。（4）在担任福建省省长之后，习近平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构想，亲自担任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积极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出台与贯彻实施。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1）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他在2006年召开的浙江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说：“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8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2）提出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的战略构想，将生态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增强浙江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生态文明建设开始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融为一体。（注：同上书，第186—188页。）（3）将集约化经营与生态化生产结合起来，提出高效生态农业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4）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过程中，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通过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规划理念等方面的调整，“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使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了绿色生态富民家园，形成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注：同上书，第162页。）。（5）人口、资源、环境相统一，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并指明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主要路径。（6）发展循环经济，逐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在对生态文明进行辩证理解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习近平在2003年正式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又不断充实和完善这一论断，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习近平本人几十年的生态工作经验，成为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实践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