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以养德
克勤克俭，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的传统美德之一。《尚书》说：“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左传》引古语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周易》提出“俭德辟难”。古人认为能否做到勤俭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勤俭有助于防患于未然，不可轻忽。可见，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勤俭。
俭以治国
《尚书·大禹谟》中的“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意思是在国事上要勤劳，在家庭生活上要节俭，古代开明之君都是这样做的。尧、舜、禹对天下大事都是尽心尽力，尧看到有人挨饿受冻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们拥有天下，生活却十分俭朴，经常穿着粗布衣裳，吃粗米饭，喝野菜汤，为天下人做出崇尚俭德的表率。
在先秦诸子之中，墨子以乐于过类似苦行僧的生活而闻名。他反对骄奢淫逸、靡费财务，提倡节俭。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唐代大诗人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纵观历史，大到邦国，小到家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所以中国历代有作为的皇帝都十分重视节俭，这也是今人应该遵从的一种美德。
南朝宋的开国国君刘裕，年轻时家境清寒，为生活不得不出外谋生。刘裕辞别家人，穿上新婚妻子亲手缝制的粗布衫裤，到新洲帮人收割芦苇以换口饭吃。一连数天，顶着太阳挥汗工作，新的衣裳很快就破烂不堪，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刘裕穿着这身破衣投身军旅，凭着战功，得到晋升，之后当上了南朝宋的皇帝。
刘裕登上皇位后，并没有忘记年轻时的贫寒日子，他将破烂的粗布衫裤收藏起来，并常告诫子孙说：“我保存这套粗布衣裤，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当年。后代子孙如果有奢侈不知节俭者，一定要家法严惩。”由于刘裕带头崇尚俭朴，使得东晋以来浮夸奢侈的社会风气得以改变。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第二位皇帝，他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宋孝宗“性恭俭”，就是恭谨俭约的意思。宋孝宗在即位之初，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
宋孝宗说：“我在其他方面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宋高宗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
宋孝宗崇尚节俭，励精图治，使南宋出现了“乾淳之治”的小康局面。
俭以养德
诸葛亮在《诫子文》中提到“俭以养德”。节俭首先需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念，这样才能保持节操，培养德行，所以自古有德之士莫不推崇“俭以养德”。《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所以更不可以不节俭。
晏婴是春秋时齐国的名相，也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辅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四十余年，堪称是“三朝元老”。
晏婴虽然身居相国的高位，生活却非常俭朴，一件狐皮袍子一穿就是三十年，不仅自己不讲究吃穿，还严格要求家人不穿丝绸，不戴昂贵首饰。齐景公十分器重晏婴，多次封赏，但都被他拒绝。晏子认为，上位者应该以身作则，才能领导百姓，改善社会风气。
齐景公看晏子住的地方靠近市集，地势低洼、潮湿狭小、脏乱嘈杂、尘土飞扬，不是一个良好的住所，便想帮他换一所干爽安静的新屋。晏子不肯接受，委婉地辞谢，说：“我的祖先世代居住在这里，我还担心才德不足，没有资格继承这所房屋，因此能住在这里我已经很满足了。而且这里靠近市场，早晚出去买东西都很方便，又可以多了解民情，实在不敢再劳烦君王为我另建新屋。”
齐景公听了，笑着问：“你住在市场边，一定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了？”当时，景公喜怒无常，滥用刑罚，被砍断腿和脚的犯人很多，因此市场便有了专门卖假腿义肢的商人。晏子想借机劝谏景公，便说：“假腿贵，鞋子比较便宜。”景公一听，有如当头棒喝，从此减轻刑罚。
晏子以高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反对奢华，对后世影响极大。司马迁非常推崇他，发出了“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的由衷赞叹（管仲以奢华名世，提晏子节俭时，与管仲比，似乎不太合适！）。孔子也称赞他：“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辽圣宗时期的张俭，举进士第一。个性端正诚实，生活俭朴，穿的是粗布衣，吃饭只求填饱肚子，不讲究色香味。有一年冬天，天气严寒，他在便殿奏事，兴宗见他穿的衣袍十分破旧，就密令身边的侍卫，悄悄地用火夹在他的衣服上穿洞做记号。一年四季，张俭都穿着这件旧袍上朝，不曾换新。兴宗十分感动，问张俭原因。张俭回答说：“这件袍子我已经穿了三十年了，现在还能穿，何必换新呢？”当时的人生活奢靡，不知节俭，张俭在相位二十余年，注意清廉俭朴，以身作则，社会风气因而逐渐改善。
宋仁宗时的张文节，虽位居宰相，俸禄不少，但生活节俭。别人讥笑他沽名钓誉，他也不在意。亲友规劝他要稍微随俗一些，张文节叹气说：“我现在的薪俸，即使全家锦衣玉食，还办不到？只是从节俭到奢侈容易，从奢侈回到节俭很困难。我现在的薪俸哪能永久？生命哪能长存呢？一旦有了变化，家人已经习惯奢侈，不能立刻回到节俭，一定会失去生活依靠。倒不如不管我做不做官，活着或死了，家人的生活永远保持不变呢！”
俭德辟难
《周易·否》中的“君子以俭德辟难”，大意是君子用俭朴的德行来避免危难。这句话一方面是阐明俭朴的德行能够防止奢靡腐化等行为；另一方面，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具备俭朴的德行有助于克服危险。《周易》一书非常具有辩证思维，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顺与不顺、通与不通之时。不顺不通就要修身养德，不能过分彰显自己，这样才能渡过难关。
叔向是晋国的贵族，因为拥戴晋侯有功，所以受到晋侯的器重，有一天他去见晋国的上卿韩起，韩起就向他抱怨自己的困境，叔向听了之后反而向他恭喜，这让韩起很不能接受。韩起说：“我有卿的名号，却没有卿的待遇，以我目前的财力，是没办法跟卿大夫们应酬交往的，所以我很困扰，而你却恭喜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叔向说：“从前我们晋国也有一位上卿名叫栾书，他连一个上大夫的俸禄都比不上，家里祭祀的器具也不齐全，他却能弘扬美德，遵守法制，使他扬名于诸侯之间，诸侯们都愿意亲近他，戎、狄等外邦顺服他，他把晋国治理得有条不紊。虽然他把晋厉公杀了，但是没有人指责他，反而赦免了他的罪。他的儿子骄纵奢侈，贪赃枉法，本来应该受到国法的制裁，但是因为晋人感念他的恩泽，所以最后让他的儿子全身以终。他的孙子，不再学他父亲的行为，而想学习祖父﹙栾书﹚的行为，却落得一个流亡国外的下场，并不是他有什么重大的罪行，只是受他父亲的拖累。”
“还有一位名叫郄﹙音‘细’﹚至的，他的财富几乎是晋国公室的半数，三军中有一半的将领是他的家族，靠着财富和恩宠，在晋国过着骄奢的生活，结果郄至陈尸在朝堂之上，他的家族也在绛这个地方被消灭。想想看，他们郄家出了五位大夫、三位卿相，是何等的显赫，却在一日之间全被杀光，而没有一个晋人感到悲伤，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为富不仁，贵而无德，因此有这样的灾难。现在你有栾书一样贫困的环境，正是你建立美德的机会，所以我才向你恭喜，如果你只担心没有财富，而不担心建立德行，那么我连吊丧都来不及了，哪还有恭贺你的时间。”
韩起听了之后，立即叩首下拜说：“如果不是你，我将会走上死亡之途，而且我的家族也会受到伤害，所以你不但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们家族的恩人呀！”
可见，节俭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所以，古人经常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来训诫子孙。人想过好日子本无可厚非，但是过于奢华是不可取的，而且人对物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商纣王用了一双象牙筷子，他的臣子就要逃走，原因是他看到了纣王的贪欲一发将不可遏止。所以，节俭有助于抑制过分的欲望，是古代君子推崇的一种美德。
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古人有很多节俭度日、轻财重德的典范故事。北宋范仲淹幼时家贫，在醴泉寺求学时，靠啖粥苦读考中进士。他为官后生活仍然十分俭朴。尽管他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薪高禄厚，仍是衣仅求温，食仅求饱，终其一生，也未建一座像样的宅第。他的俸禄，大多用来周济寒士贫民。
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司马光，为官四十余载，位至尚书佐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他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平时布衣素食，十分俭朴。除了薪俸之外，从不收取非分之财。司马光的宅第简陋，仅可蔽风雨。由于夏日酷热难当，司马光便在家中挖地丈余，以砖砌成地室以避暑，被京城戏称为“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由于他的俸禄多用于救助亲友，为官多年只有薄田三顷，妻子死后，无钱安葬，只好卖地以置棺。他“典地葬妻”的故事一直被传颂至今。
《训俭示康》一文就是司马光为告诫儿子司马康崇尚节俭而写的。文章中司马光用自己、古人和本朝人的事迹为例阐明：历行节俭就能直道而行，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奢侈豪靡则会招致灾祸，败家丧身。司马光的儿子，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都为人廉洁，生活俭朴；即使外人不认识，但是仅凭言行举止，就知道是司马光家中的人。
俭以爱民
古人不仅把节俭作为修身养德的重要美德，还在实践中以身作则，节俭爱民，造福于黎民百姓和国家社稷。
被史家称为晋朝第一良吏的吴隐之，一生坚守德行节操，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位至光禄大夫。
吴隐之家中贫困，每天粗茶淡饭，但他从来不吃不该自己得到的粮食。尚书令谢石曾经请吴隐之做卫将军主簿。吴隐之要嫁女儿时，谢石知道他贫寒朴素，嫁女儿一定会草率从事，陪嫁很少，于是命令挪用厨账帮助吴隐之为女儿操办婚事。谢石的使者到吴隐之家后，发现婢女正牵了狗要出去卖，除此之外没有筹办一点陪嫁。
吴隐之后来被召入朝廷，历任中书侍郎、国子博士、散骑常侍、著作郎、御史中丞等职，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终保持清廉俭朴的操守。家中冬天没有被盖，有一次洗了衣服，只有身披棉絮以御寒，日常依旧辛苦劳作，同贫寒百姓没什么两样。在郡中做官时，其妻子还要自己去背柴草。而他将自己所得的俸禄全部分给了需要救济的亲戚族人。
当时广州岭南一带依山靠海，奇珍异宝极多，一箱珍宝就可以供几代人享乐，但那里瘴气泛滥，百姓困苦不堪，没人愿意去做官，派去的官吏也大多只顾自己贪污敛财，不管百姓死活。朝廷想革除岭南的弊病，于是在隆安年间，将吴隐之派往广州，任其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兼平越中郎将。
离广州二十里远的地方叫石门，这里有泉水叫贪泉，喝后会让人贪得无厌。吴隐之到广州后，对他的亲人说：“不见泉水也会有贪念，关键在于能够保持自己的心志不乱，到了这里会使人丧失清白的原因我知道了。”于是来到贪泉边，舀起水来喝了下去，并赋诗道：“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人们说喝了这里的水会让人贪图金银财宝，但我想假如让伯夷和叔齐这样的高洁之士喝了，始终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操守的。吴隐之借此也是表明了自己坚守清白的决心。
吴隐之在广州更加砥砺自己清正的节操。日常吃的是青菜和干鱼，幔帐、器用和服装都让外库代为办理。有人说他这样是不是太做作了，可他始终不为所动。有手下人给他送鱼时，总是剔除骨刺只留鱼肉，吴隐之觉察到他的用意后，责罚并开除了他。
吴隐之在任期间，广州改观很大，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元兴初年，皇帝下诏说：“孝顺的行为笃行于家门之内，清正的节操砥砺于风霜之中，这实在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又是君子最美好的德行。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顺友悌超过常人，俸禄分给九族，自己却清廉俭朴，节俭到以干鱼为食。他身处物欲之地，而能不改变操守，享有镂金之富，而家人却不更换服饰。他革除奢侈务求节俭，令南域改观，朕嘉奖他，可以进封称号为前将军，赏钱五十万，粮食一千斛。”
史书中赞曰：“吴隐之酌水以励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称赞他是晋朝第一良吏。唐朝的王勃在名篇《滕王阁诗序》中赞叹道“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意为像吴隐之这样清正廉洁的人，即使喝了贪泉之水也不会变得贪浊；后人为了纪念吴隐之，在当地立了一块“贪泉碑”。明朝时还建有吴隐之祠，门上有匾“清风万古”，对联曰：“清拟夷齐，百世闻风顽懦起；绩留岭海，一诗厉操士民思。”
义熙八年，吴隐之告老请求退休，皇帝下诏准许，封赏优厚，授其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钱十万、米三百斛。去世后，追赠其为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吴隐之一生坚守清正不贪、节俭朴素的操守，是位有德有为的官员，他屡次受到朝廷褒奖，常常受到皇帝优厚的赏赐和显贵的赠封，当时的清正廉洁之士都以他为荣，他的两个儿子及孙子也都继承了他的遗风，很有德行。他的德行足可以垂范后世，不论是做官还是立身做人都需要这些美德。
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提倡并保持下来的传统美德，影响着所有中国人的行为。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今天，戒奢从俭仍是值得我们崇尚的道德修养。节俭，有助于一个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也是一个人事业有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的人片面提倡消费，把物欲横流视为天经地义，引诱着越来越多的人不自觉的奢侈和浪费，甚至堕落为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所以，我们更应该培养好节俭这一美德。节俭的人，无欲无求，于己无愧，不为物欲所羁绊。很难想象，一个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人会有崇高的理想和吃苦的精神。纵观古今，凡是留名青史的人，都是拥有节俭这一种崇高美德。
经济越发展，我们越有责任继承克勤克俭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不仅是对有限资源的珍惜，更是我们养心育德的需要，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