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九流之一·墨家:“兼以易别”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又如大儒荀卿宗仰孔子，但其天道自然，“虚一而静”之说显然是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墨家思想却似乎处处在与儒家作对。墨家思想在先秦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所以孟子曾惊叹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战国末期，墨学仍为当时堪与儒学相匹的“显学”，韩非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
墨子，名翟，鲁国人，约生于公元前475年左右，死于公元前395年左右。他曾做过宋国的大夫，在宋国活动的时间较长。早年他曾亲自参加过手工劳动，是一名出色的工匠，精通机械制造，会做“任五十石之重”的大车，赛过了当时最著名的工匠公输般;他还会做守城器械，胜过了公输般的攻城云梯。墨翟本人后来由工匠上升为士，成了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像
墨子博通当时的历史文化典籍，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成为当时知名的学者。从其所学的弟子组成了一个思想统一的学派。这一学派同时也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社团。这些弟子被墨子推荐到各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们严格遵守墨子的思想原则。每个成员都能为了实现墨家的主张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翟死后，这个社团仍在社会中存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社团的头目叫做巨子。
我们现在研究墨家思想的主要资料是《墨子》一书。它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前期墨家的思想，包括墨子本人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后期墨家的思想。
非儒
墨子早年曾学过儒家典籍，受过周文化的熏陶。《吕氏春秋·当染》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迎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墨子生于鲁国，早年学习儒家文化应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墨子只是利用了儒家思想的某些资料，其基本思想却与儒家的背道而驰。墨子公开地打出了批儒的旗号，成了儒家的第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淮南子·要略》指出了墨子学儒而后批儒的这一历史事实，“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书中的《公孟》篇记载了墨子反对儒家的话。其文如下：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食，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在此，墨子批评儒家：一、不信鬼神;二、厚葬久丧;三、弦歌鼓舞;四、以命为有。
《非儒》下篇记载了墨子反对孔子的“爱有差等”的思想。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但孔子的仁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之上，承认人有尊卑高低的等级差别。墨子则站在小生产者阶层的立场上反对儒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思想，指出：“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
由上可见，墨子的思想几乎在每一基本问题上都以儒家思想为其批判的对象。
正是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墨子提出了他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的十大思想纲领。其中，非命是针对儒家的天命观，节用、节葬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非乐则批判儒家认为弦歌鼓舞有教化作用的主张，而兼爱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针锋相对。
兼爱
墨子思想虽有十大纲领，但其最根本的观念却在于兼爱。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这是墨子立言的宗旨。天下之害指国与国之间相攻，家与家之间相篡，人与人之间相残，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弟不和谐。墨子认为，产生这些“天下之害”的根源在于“交别”或“不相爱”，即人之与人、家之与家、国之与国有亲疏远近之分，彼此利益之别。由此必然进一步会导致“交相恶”的现象。墨子对于这种“交相恶”的现象深恶痛绝。于是，他提出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来除去天下之大害，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所谓“兼相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为彼犹为己”，于是“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基础的。墨子认为，只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才能真正实现“兼爱”的原则。这样，“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 兼爱中》)。人人相爱相利，社会上互相残杀与争夺的现象也就自然会消失，这样也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大治局面。
就这样，墨子把“兼相爱”与“交相利”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兼相爱”在社会中必须具有实用的价值。他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墨子·兼爱下》)墨子反复讲要“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同上)。“兼爱”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心，“交利”是这种内在的道德心的外在表现。前者是思想观念，后者是行动。思想与行动一致，也就是言行一致。墨子将兼爱与互利统一起来，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
《墨子》(清光绪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但孔子仁的根本内容是孝悌。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以，仁是建筑在宗法制的血缘基础之上的。在墨子看来，儒家的仁，是从爱己出发。因为爱己，推广一步，就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子女。这便是所谓的“亲亲”。再推而广之，才爱到其他人，甚至爱到所谓物。这就是所谓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意思。墨子认为，这种“仁”不是真正的“仁”。因为儒家的“仁者爱人”，有亲疏远近厚薄之分，此即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则主张，爱人应该“远施周遍”，不应该有亲疏远近之分。“必吾先从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为彼犹为己也。因为爱人之父，犹爱己之父;爱人之家，犹爱己之家;爱人之君，犹爱己之君也。这就叫做“爱无差等”。要爱就必须“兼相爱”，就必须普遍地去爱。墨家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墨子·小取》)只有普遍地去爱，才算是爱人。不能做到普遍地去爱，就不是爱人。这就是墨家的兼爱说与儒家的“仁者爱人”之间的真正的区分。这一区分表明墨子的兼爱说已冲破了旧的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
墨子的“兼爱”说也要求王公大人要互相爱、利，不要发动战争、互相攻击。这样就从“兼爱”中推导出“非攻”。因为征战之事，“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及引起其它种种巨大的浪费损耗。战争对于攻人之国和被攻之国都有很大的害处。
“兼以易别”在思想上是要用“兼爱”来代替尊贤有等的仁爱思想，在政治上则是要用任人唯贤来代替任人唯亲。孔子也讲“尚贤”。但孔子的举贤才以“亲亲”为基础，不超出宗法血缘的贵族范围。墨子则要求彻底打破这种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度，坚决主张用人要“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墨子·尚贤中》)，要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正”。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有才能贤德就可举而上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 尚贤上》)而对那些身居要位、无德无才之人则应“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墨子这种“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用人思想对于反对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统治曾起过很积极的历史作用。这一思想即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
为了推行其“兼爱”说，墨子又进一步提出了“天志”、“明鬼”的思想。墨子是位虔诚的有神论者，他相信并不厌其烦地论证了有意志的“天”的存在，“天”高高在上，能赏善罚恶。同时，他也相信有鬼，认为鬼神无处不有，能在冥冥之中监视人类的行动，并能赏贤而罚暴。墨子认为，天志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有如“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但天志的具体内容却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尤其是要求贵不傲贱，强不凌弱。他说：“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富，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墨子·天志中》)违背天意，不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就要“得天之罚”，顺从天意，就会得天之赏赐。同样，墨子提出“明鬼”的主张，其主旨也在兴利除害。他认为，当时社会所以大乱就是因为人们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肯定鬼神的存在是要人们检点自己的行为，鬼神是无所不知的。“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同上)，所以“子墨子言曰，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无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谨”(同上)。利用天志鬼神为工具来推行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子思想的落后一面。
墨子死后，墨家分离为三派。他们对墨子的思想有不同的解释和发挥。现存《墨子》一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和《小取》等六篇，据近人研究是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墨家后学的作品。此六篇作品包括着很多的知识门类，如逻辑学、哲学、光学、力学、数学、几何学、经济学、政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其中有关自然科学的内容往往有与现代科学精神相契合之处。这里墨家学说不同于其它诸子之学的地方，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墨子的思想代表着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要求，其思想体系中具有很多不符合当时具体历史实际的空想成分。所以，尽管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思想在先秦的社会上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秦汉以后，墨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和学派却逐渐地消沉下去，以至默默无闻。直到清末才有学者注意研究墨家学说。
商鞅像
墨子的思想在历史上曾不断受到批评。如孟子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上》)《庄子·天下篇》则云：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愁，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荀子则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司马迁说：“墨者俭而难遵……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史记·太史公自序》)上述批评应该说较正确地揭示出了墨家学说的缺陷，也多少点出了墨家学说所以沉沦下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