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 研究的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占领了史学阵地，《史记》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爆发，为这新时期的第一阶段。1954年之前，关于《史记》方面的论著很少，仅有4篇知识性的评介短文。以1955年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为契机，学界接连发表了一批文章，《史记》研究迅速成为热点，并一直持续到1965年底。这阶段 《史记》研究的特点是：
首先，重视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宣传普及工作。建国后，文史工作者有意识地把《史记》介绍给人民大众，使之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1951年翦伯赞以通俗易懂的文笔撰写了 《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一文，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此后，金兆梓、荣孟源、汪篯、尚钺、李长之等纷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通俗文章评介司马迁和《史记》。同时出版了一批普及性的注译选本和通俗读物，如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史记选辑》、郑中权的《史记选讲》、季镇淮的《司马迁》等都很受读者欢迎。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书局以张文虎校刊过的金陵书局本为蓝本，对《史记》进行了精心校勘，并对原文及三家注作了全新的断句、标点和分段整理，于1959年出版了点校本《史记》。深受各界好评，为《史记》的广泛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不少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究司马迁和《史记》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翦伯赞、卢南乔、李长之等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别评价了司马迁在史学史、历史编纂学和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齐思和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在汉初综合总结的学术气氛中产生的。白寿彝在《司马迁与班固》中认为《史》、《汉》的根本区别在于：“封建性和人民性之政治倾向性的对立，是有神论和无神论、永恒不变和不断变化之历史观的对立。总之，这是正宗史学和异端史学的对立。”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一文赞扬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任继愈的《司马迁的哲学思想》认为：司马迁继承了先秦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为了摆脱神权支配的影响，他力图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寻找其物质上的原因，因而在历史观方面有着古人少有的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史记》评价开始发生变化。1965年陈可青在《新建设》上发表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阶级性》一文，他认为司马迁既不是反动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也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歌颂农民起义，而是充当了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其思想主张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接着，《文史哲》上连续发表了王启兴、施锡才等人的评论文章。王启兴认为司马迁的天道观和社会历史观都是唯心的，其道德观也是封建的。施锡才也批评司马迁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和神意史观杂凑，由此构成了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体系。在政治倾向上，《史记》虽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内容，但总的倾向是封建的而非人民性的。
在评析司马迁思想时，不少人提到游侠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术界对《游侠列传》评价甚高，认为是《史记》“人民性”的具体表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冉昭德、唐赞功等人先后撰文，认为游侠不属于社会下层，其行为也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司马迁为游侠树碑立传并不值得宣扬。
再次，也有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与传统的考据方法相结合，对《史记》研究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深入探讨，如郭沫若对司马迁生年的考辨，陈直对《史记》书名演变的考证，程金造对《史记》旧注的研究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总之，五、六十年代的《史记》研究，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从课题到观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因而难免有拔高或苛求司马迁的现象。十年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司马迁被贴上了“儒家”的标签而打入冷宫，整个《史记》研究陷入停顿状态。
粉碎“四人帮”后至今，为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史记》研究恢复并骤然升温。有关的学术论著和通俗读物不断问世，每年发表论文从三四十篇到百余篇，而且在逐渐上升。这十几年的《史记》研究有下述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深入挖掘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
在十几年的《史记》研究中，旧课题的深化和新领域的开拓相伴而行。如，司马迁的生卒年是个老问题，在近期发表的几十篇文章中，程金造、张大可、施丁、赵克等人在论证中元五年说方面或有新材料发现，或从新角度推论，颇有说服力。《史记》的“人民性”曾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热门话题，现在不断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如谢贵安在《〈史记〉“人民性”悖论》一文中首先对“人民性”作了理论上的界定，并把人民性与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倾向区别开来，最后指出司马迁的思想观点是封建的、地主阶级的，并不具有 “人民性”。
“文革”前学术界对司马迁的思想已有所论列，现已全面展开。来新夏、施丁、肖黎、张大可等就司马迁政治思想的形成原因、基本内容、特点及其进步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关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论者多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发论。张维华、施丁等人认为司马迁虽受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影响，但其主导思想还是以人事为主。徐兴海认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具有模糊性，但天人相分，注重人事是其基本倾向。霍松林、尚永亮、陈桐生等人则认为： 司马迁的天人观及其思维方式基本上属于天人感应和神秘思维的范畴。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有人认为司马迁的目的是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描绘历史的进化过程。有的则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观具有循环论的色彩。至于“成一家之言”，程金造认为这就是太史公表达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其特点是以具体的事端表出其义，以明其理，不同于孔子的一字褒贬。白寿彝认为司马迁在史学领域第一次提出了 “家”的概念，所谓“成一家之言”，一是在体裁上取众家之长成为一家，二是取材时对各家的材料加以取舍、提高。吴忠匡认为司马迁 “成一家之言”就是通过艺术创作来总结古今成败兴废之理，论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点。高振铎则认为司马迁是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他的“一家之言”即史家之言，而不是六家之中任何一家。此外，杨燕起的《司马迁对历史作用的认识》、赵英的《试论司马迁的史学目的论》、周一平的《司马迁治史价值观新探》等文，已从对司马迁历史观的探讨上升到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表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深入。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属性，周满江认为司马迁的世界观首先受道家影响，其次是儒、法。白寿彝、苏诚鉴、张家顺认为司马迁推崇道家。吴汝煜、徐宗文认为司马迁尊奉儒家。陈直以为司马迁既重道家又重儒家。蔡尚思又提出司马迁是反儒向墨的。杨向奎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指出：司马迁曾受到公羊学派的很大影响，而且其积极影响大于其消极影响，因而他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唯物史观。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司马迁与公羊学的关系遂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自1979年陈其泰发表《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一文后，关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成为《史记》研究的一大热点。学者们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内容、特点、形成原因及其进步意义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议，对他“农末俱利”和反抑商的思想主张给予了高度评价。
关于《史记》的文学艺术成就，也是本时期《史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一是研究的理论层次大有提高，开始注意对司马迁文学艺术观的理论探讨;二是深入研究《史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三是对《史记》写作艺术的研究更加具体。如讽刺艺术、心理刻画、细节描写、标题、开头和结尾等等都有人探究;四是对《史记》语言艺术的研究有所加强。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对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价值前人重视不够。近年来情况大有改观，尤其是薄树人、宋纹縯等人对司马迁天文学成就的研究，蔡景峰、张厚墉等人对《史记》医学成就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意义。
此外，学术界对司马迁的道德观、价值观、人才观、改革观、妇女观以及管理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地理思想、文化思想等等，也都进行过热烈讨论。
第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交流正在加强。
近一二十年来，《史记》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专攻或兼治《史记》者已数以百计，老中青皆具。为培养后备力量，许多大专院校乃至函大、夜大的中文、历史系都把《史记》纳入专业基础课或选修课的教学内容，不少青年学生加入了《史记》研究者的行列，有的在某些研究领域已崭露头角。
随着《史记》学的发展，加强《史记》研究的组织协调和信息交流便非常迫切。1987年5月，韩兆琦等人发起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史记》研究座谈会。不久韩兆琦、宋嗣廉、赵光勇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史记》研究联络小组。1988年和1991年，陕西和北京先后举办了《史记》研究和教学讨论会。另外，陕西省韩城市也成立了司马迁学会，经常组织学术活动。长期以来《史记》研究的分散、封闭状态开始被打破，国内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正在加强。
第三，研究方法多样化，技术手段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史记》的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化。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了许多传统治学方法，同时又引进并借鉴了一些国外的或其它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从而给《史记》研究注入了活力。如在考证方面，陈直的《史记新证》继承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利用丰富的金文、甲骨文和各种金石铭文印证《史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有学者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研究《史记·天官书》和司马迁的生地等问题。比较研究一直是《史记》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有马班比较、《史记》本身篇目的比较、《史记》与其前后文史著作的比较、《史记》与西方古典史学名著的比较等。钱钟书的《管锥编》则把诸种比较方法综合运用，古今中外、纵横相较，使人耳目一新。不少学者引进了新方法如胡大雷、徐兴海、党丕经等人运用系统论研究《史记》的体例、结构和历史观。还有人运用历史心理分析和价值论、决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司马迁及《史记》中的有关问题。近几年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又有一批学者把《史记》放在整个汉代文化、中国文化及至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上去考察、分析、评价。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记》的研究手段也在不断改善。如李晓光、李波等人把《史记》全书输入计算机，并编制了全套处理软件。不仅成百倍地提高了对《史记》检索的速度，而且为多学科综合研究《史记》创造了条件。目前，在《史记》的教学、科研、宣传、普及过程中，都开始利用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第四，《史记》宣传普及工作大有进展。
近年来，几十篇介绍司马迁和《史记》的文章先后发表，种种通俗读物和《史记》选读本、注译本纷纷出版。如胡佩韦的 《司马迁和史记》、郭维森的《司马迁》、梁弼、张友鸾的《史记故事选译》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译出版的《史记纪传选译》等，特别是，韩兆琦的《史记选注集说》和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注文简明、通俗。王利器的《史记注译》，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完整的《史记》注译本。合原文、注释和译文为一，具有研究与普及一举两得之功效。由于读者范围的扩大，《史记》的影响越来越广，其价值也正在得到社会的认同。为《史记》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使这一古典文史名著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