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这一结论很值得商榷。笔者以为，这种风气的转变，实际上在中唐已经见到了端倪。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划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前后期，整个意识形态也面临一个大转折的开始。在《春秋》学中，“《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愈《赠卢仝》)可以概括这一转变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为后人称为“舍传从经”，其代表人物是三位一体的啖助、赵匡、陆淳。啖助是陆淳的老师，赵匡则是啖、陆二人共同的朋友，三人私交密切，学术观点一致。啖、赵的著作均已亡佚，但其主要的论点均见于陆淳的 《春秋集传纂例》之中。

他们对三传都表示不满，以为未得圣人的大旨。圣人的真正用心，不在于大一统、一字褒贬之类，而是“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由此而“革时之弊，革礼之薄”而返于混朴(卷一《春秋宗旨议》)。其实，他们标榜舍传从经，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经文简略，东汉人桓谭已经说过“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论·正经》，据严可均辑本)。因而所谓“舍传”，实际上只能是不主一传而非尽弃三传，其归依仍然是杜预明例和《公》、《榖》的求义，而烦琐穿凿又有过之，啖、赵、陆意在兼取三传之长，融为一家之学，敢于冲破官学的束缚，解放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宋人疑古之风的滥觞。不过由于他们在打破束缚的同时抛弃了实证的作风，结果又不能不流于以主观反主观，以穿凿攻穿凿，这种毛病又同样为宋儒所继承而变本加厉。

北宋王朝是在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王纲失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与辽、夏鼎峙的局面，所以决策者的治国措施，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加强中央集权这一轴心而转动的。在思想领域里，宋人接受和发展了一千多年来时断时续的“道统”观念，而且贯彻到哲学、文学、史学等各个部门中去。道统为一统服务，只要有利于一统，各种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包括政论、史论、文论，自然还有学论。清人批评宋人凿空议论，指的是宋人不务考据、训诂之学，然而就议论本身而言，则多数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务实而不务虚。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宋儒疑古标新之风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学者各抒己见，有门户而无师法家法。

在儒家经典之中，《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几乎无须经过改装就可以拿来为现实服务，《春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显学。据《经义考》所录，宋代有关《春秋》经传的著作在四百种以上。

宋儒鄙弃汉儒的章句训诂之学，鄙弃汉儒以说经为获取利禄的手段。在《春秋》学之中，他们上继啖、赵，要求弃传就经，直寻大义，但这种主张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至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则依然着重以例求义的老办法，去探索虚无缥缈的褒贬。至于对尊王攘夷这一主旨的阐述，北宋偏重尊王，南宋偏重攘夷，其中原因一望而知，无须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