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雄壮悲凉的文学艺术和质直古朴的风俗信仰·隋唐至清代的诗词戏曲

隋代的北方诗人，著名的有卢思道和李德林。卢思道为范阳涿人，其《从军》诗“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为千古名句。李德林为博陵安平人，被南方文士江总誉称为“河朔之英灵”。

唐代诗人中，卢照邻是幽州范阳人，“初唐四杰”之一。李峤是赵州赞皇人，“文章四友”之一。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到蜀郡避难，一次登楼远望，对身边侍女说：“你不是我旧日梨园中的伶人吗? 可试唱一曲。”女伶唱道：“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这是《汾阴行》中的几句，唐玄宗听后凄然泪下，侍者也都莫能仰视。唐玄宗问女伶：“谁为此词?”女伶答道：“李峤。”唐玄宗说：“真才子也!”不终饮而去。

唐代的陈子昂是梓州人，但曾随军北征契丹到达幽州。他的《登幽州台歌》乃为千古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史称陈子昂为自六朝绮丽文风以来注重风骨、横制颓波的第一人。李颀是颍川人，王之涣是太原人，但李颀曾任新乡县尉，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均曾生活在河北。李颀是盛唐边塞诗人中的前辈。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交游皆五陵年少，从禽纵酒，击剑悲歌。

盛唐时期最杰出的两个边塞诗人，高适在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客游蓟门、邯郸，岑参在开元二十七年客游邯郸、古邺城，北至冀州。高适祖籍渤海蓨县，他本人常年客居宋中、淇上一带，性情拓落，喜王霸大略，诗风粗犷悲壮，有气骨。有《燕歌行》《邯郸少年行》等诗四百余首传世。其《邯郸少年行》曰：“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其中“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两句，被《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称赞为“余所最爱者”。

其他著名诗人如骆宾王、王昌龄、王翰、崔颢、李白、李昂、崔国辅、陶翰、刘希夷等，也往往以燕赵为题材，写有很多的边塞诗。骆宾王的五言绝句《于易水送人》虽只有短短二十字，却被认为盖过了此前所有咏荆轲之诗。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以燕北的渔阳、辽水为背景，诗中写道：“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间带两绶，转盼生光辉。顾问今日战，何如随建威?”全诗可谓字字金石声。

唐代后期，河北的著名诗人还有：“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郎士元，中山人;李嘉祐，赵州人;李端，赵州人;司空曙，广平人;刘长卿，河间人;卢仝，范阳人;贾岛，范阳人。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有：苏味道，赵州栾城人;李华，赵州赞皇人;张，深州陆泽人。著名文学家韩愈为邓州南阳人，而郡望在河北的昌黎，世称“韩昌黎”。这些人中，贾岛的一首《咏荆轲》诗写得瘦削清峻，最堪一读：“荆轲重虚死，烈节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桥，凉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泯。”

宋代河北的文学家最著名的是柳开和刘筠，均为大名人。柳开文风质朴，有《河东先生集》传世。刘筠的诗与杨亿齐名，与杨亿、钱惟演等十七人共同唱和，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词别称“长短句”，是较诗更为活泼多变，更易于表达人的丰富情感的文体。北方词人的词作在宋代颇难寻觅，在金代却大为可观，放出异彩。元好问所编《中州乐府》共收录金代词人三十六家，词作一百一十三首。金朝从其立国开始，一百二十年间，除大定、明昌时的三十余年较为安定以外，一直是戎马倥偬，争战不已。因此金代词人的作品都带有悲郁苍凉的风格，与其他地区、其他时期的词作不同。近代人况周颐所著《蕙风词语》评论说：“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金代词作的风格与南方的周邦彦、姜夔、柳永等人不同，而与苏轼、辛弃疾相近，粗犷豪放，被称作是“苏学北行”。这些词人中最著名的应数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蔡松年、蔡珪父子。蔡松年随父蔡靖由宋入金，蔡靖官居真定府判官，子孙遂为真定人，宋代词运也因他而得以一脉北传。蔡松年仕至右丞相，他的词风以雄爽见称，其《大江东去·离骚痛饮》一词为步韵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作，感激豪宕，寓悲郁于其中，被元好问誉称为“乐府中最得意者”。词中写道：“离骚痛饮，问人生佳处，能消何物!江左诸人成底事，空想岩岩青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玉，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块磊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离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离骚痛饮”原本是人们批评南朝士族的一句话，说他们“但读《离骚》，痛饮酒，便为名士”。现在由蔡松年用之于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地，使之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悲壮豪放的含义。蔡珪字正甫，博学多才，被元好问誉称为“国初文学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他的《江城子·鹊声迎客到庭除》是他任三河簿时酬客所作，其中三言的数韵尤多铿锵之意。其词写道：“鹊声迎客到庭除。问谁与?故人车。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东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

其他著名词人还有：赵秉文、磁州滏阳人，也有一首步韵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作《大江东去·秋光一片》，徐著《词苑丛谈》称其“雄壮震动，有渴骥怒猊之势，视《大江东去》信在伯仲间;”高永，渔阳人，倜傥重义，轻财好交游，喜谈兵，文词豪放;邓千江与折元礼原籍虽非河北，但作品多写边塞题材，风格悲壮苍凉，都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元好问的诗词慷慨低回，质切而沉郁，《蕙风词话》称其“极往复低回、掩抑零乱之致，”“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

北方与南方诗文风格的不同，历代均有定评，大致认为南方的风格绮丽，而北方的风格粗犷。陈琳说：“河北率少于文章，而为雄伯。”文章指文采，雄伯意即雄霸。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概括说：“江左贵乎清绮，河朔重乎气质。”这两句话原本于魏收的《魏书·文学传序》，魏收所述更为详尽，他说：南北方“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贞是纯直，刚是刚健，气是气骨，质是质朴。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也说：“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唯庾中丞时时不坠。”卢黄门指卢思道，北齐时任给事黄门侍郎。庾中丞指庾信，梁元帝时任御史中丞。

元明时期在戏曲的风格特点中，这种南北的差异仍然存在。魏良辅概括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王世贞和王骥德也分别系统比较了北曲与南曲的风格差异，王世贞说：“凡曲，北宋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宋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王骥德说：“东晋以来，文辞分为南北。南音多艳曲，北俗杂胡戎。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戏曲盛兴于元代的大都城，元曲作家马致远就是大都人，有《汉宫秋》等杂剧十五种。北曲中有十七宫调，南曲中有九宫调，较北方少一半，当时戏曲似以北音为正宗。

直到清代，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与雄壮悲凉的文风仍然受到南北人士的景仰，为人们所继承传扬，遗风逸响千载不绝。明末清初，夏完淳殉国时年仅十七岁，他的诗词悲壮慷慨，充满民族气节，沈雄就将他与荆轲相比，在所著《柳塘词语》中称其为“慷慨淋漓，不须易水悲歌，一时凄感，闻者不能为怀”。

陈维崧是清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之一，与朱彝尊齐名。他从二十余岁起离家，客居、浪迹天下二十余年，其词慷慨悲郁，踔厉骏发，有目空四海之慨，得辛弃疾、苏轼之雄放豪宕而沉郁过之。词中多怀古佳作，并曾说“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表现出对燕赵文化的极大关注。他的词中屡屡述及燕昭王、燕太子丹、荆轲、高渐离以及信陵君救赵、项羽巨鹿之战、韩信井陉之战等燕赵之地的往事。其《贺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二首》中说“关情处，燕昭乐毅，一时人物”，《满江红·汴京怀古十首》中说：“使非公，万马压邯郸，城几下”、“铅筑无成，不信道，英雄竟死”，《念奴娇·巨鹿道中作》中说“十月悲风如箭叫，此地曾称巨鹿”、“欲倩燕姬，低弹赵瑟，一醉生平足”等等，极具慷慨之情。由此也表明了雄壮悲凉的风格在燕赵区域文学艺术的数千年发展中，确乎是贯穿始终、一线不绝的。陈维崧说过：“燕赵悲歌事未消。”他在《南乡子·邢州道上作》一词中写道：“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