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云南的教育·元明清—云南教育的大发展

元明清时期云南行中书省，云南行省的建立，结束了南诏大理割据势力，不仅把云南纳入与内地一致的政治体系中，也力图把云南文化纳入与内地一致的文化体系中。承担着变风化易风俗任务的教育，也在行省建立之初就在全省铺开。这种与内地一致的有组织的学校教育体系在云南的确立，意示着云南平民文化教育时代的到来。

元明以来有关云南教育方面的材料不仅集中见于各种地方志中的学校志，也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中。

至元十一年(1274)行云南中书省事的平章政事赛典赤为改变滇云之民悍戾、鲜知礼仪之俗，力倡教育，捐金买地，令中庆路总管张立道于府治东南立孔子庙置学舍，建云南府学官，择蜀中贤士为师。赛典赤和张立道从省城开始办学，开创了一省学儒之风。随后学校从省城向各地铺开。至元二十二年(1286)张立道出任云南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创庙学于建水路，同年行省参政郝天挺建大理路庙学，赵傅弼任其教官。元代在云南建学校十余所。昆明县利城坊人王升，担任云南诸路儒学提举，曾管辖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庠。此外成宗大德间建有安宁州学、澄江府学、泰定间建临安府河西县儒学，至正间建的嵩明州、石屏州学，可知元代云南的学校主要集中在滇池、洱海两区域兼及滇中南局部经济发达地区。元代在云南设学后，也把科举取士之制推行到云南。皇庆元年(1312)元政府诏令全国在冬十月开科举士，规定云南举额五名，但却版籍无名，无人应试，直到后至元六年(1335)才有昆明人王楫在会试中中了进士，这是元代云南的第一个进士。终有元一代，云南只有五个进士，除王楫外，有李近仁、李郁、段天祥、李天祐。他们全为昆明人，这反映出元代云南的教育和科举同内地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同时也反映出云南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元代云南文化重心已经从南诏大理的洱海移到了昆明。

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不仅国子监规模宏大，地方官办学校也比以往何时代都要发达。明朝统治云南三百多年，云南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云南教育体系日趋完备，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云南士子进入中央官学国子监中读书，云南的地方官学也形式多样，有府州县学、社学、卫学、书院等形式，设学范围遍及云南大部分地区，受教育的人数，特别是少数民族子弟受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多，教育影响力达到顶峰。

明代云南地方官学教育是在元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军平定云南后，首先恢复了一些毁于战乱的元代学校，如云南府、临安府、楚雄府学和河西县学。到洪武末元代所建的儒学大部分得以恢复。同时又新设了一些府州县学，如新建元江府学，在云南府新设晋宁州学;在大理新设赵州、邓川州学和太和、云南、浪穹县学;在临安府设宁州、阿迷州学和通海河西、习峨、蒙自县学。在楚雄府设安南州学;在鹤庆军民府设剑川州学，使明代在云南设学有了较好的开端。以后经永乐、正统、景泰、嘉靖、万历各朝的持续建校设学，云南府州县各级学校遍及澜沧江以内的十六个府。据天启《滇志》所载明代从洪武到天启共在云南建有府学十六所、州学二十三所、县学十所及顺州、云州、元谋三处文庙。社学是古代在乡镇设立的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成化八年(1472)定边知县冯源广建立定边社学，此后路南州及广通县相继建立社学，明代在云南设社学达一百六十处之多。社学多设在乡村，有利于汉文化在基层传播。明代为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控制，在云南设立卫所、屯兵驻守。英宗正统年间在云南设立了第一所卫学。随后又设了平夷卫、六凉卫儒学。明统治者治理云南慑之以武，敷之以文，促进了边疆文化发展和政治稳定。由地方官主创的云南众多书院，并无唐宋时私家自由讲学的特点，完全是一种官学教育。弘治十一年(1491)浪穹知县蔡肖杰在县城北建龙华书院，这是时代云南有确切记载的最早建立的书院。嘉靖三年(1524)巡抚王启在云南府学西北建立了五华书院、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座全省性书院，它的建立是云南高等教育的开端。明代云南全省共建书院五十六所。在这个教育的平民时代，云南的私学教育也有所发展。元明以来学校普及，有的人学业有成后，不乐仕进，都归乡教读，或者仕途失意、告老还乡，结社教授生徒、或设塾开馆以谋生计，立家塾以训后人。明以来不断有谪戍官吏迁云南，他们也在同云南士子的交游酬唱中起着教育、导化的作用。在云南私学中以父子相传，祖孙相继式的家学教育最为普遍，云南府人傅澄，年少时从张英学《易》，自私门出任四川中江教谕，见其子良弼聪颖过人，便“绝意仕进，请老归田课其子”，太和何思明一家更是四代出自私门的典范。官学、私学的相互鼓噪，造就了云南慕华风向知学的气氛和礼乐融融的时代。一时间，家弦户诵，就连一些曾经是不知礼义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也能慕诗书遣子入学。明代的中央官学国子监就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子弟，一些土官也捐资建校，积极参与，协助地方官办学。

明代云南的各类学校，以儒家的经典为教育内容、以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同儒家思想结合得更紧密，明代云南教育也是典型的儒学教育。在官学体系中，国家给学校颁赐学田，制定学额、委派教授、训导、学正、教谕等教职人员。教学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各求实才。生员习读之书有《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周礼》《大明律》《御制大诰》《资治通鉴》等，社学讲授《小儿语》《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蒙学课本。生员每年有岁考、春秋释奠先师。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谓礼部说：“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这番话反映出明统治者已认识到教育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于此也不难看出学校的创办是为政治服务的。明代在云南办学的根本宗旨就是让入校在习的生员通过儒家的系统教育明了其言、行、忠、信、仁、义、礼、智等行为规范及一整套伦理纲常，并把他们造就成言行都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志士仁人，以服务于国家，从而达到以复变夷巩固边疆的目的。在教学中也贯穿了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

平民教育的普及带来的是举业的兴盛和文化的发达。洪武二十六年(1393)云南选贡始赴应天乡试，当年有昆明人李忠、杨崇中试，永乐九年(1411)云南始行乡试有洪诚等二十八人中举，云南乡试形成制度，三年一次，按照朝廷的统一规定开科取士。明代全省举行乡试八十一次，到天启时云南府有六百九十七人中举、大理府有四百七十五人中举，有明一代云南靠内地区除广南府外的十七个府都有中举的人。

子曰：“言忠信，行学教，虽蛮貊之邦行矣。”明代儒学教育的有教无类，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汉文化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儒学以其不可抵挡的教化力冲击着滇云士子粗朴的心灵，酝酿出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震撼人心的文化变迁。从滇云士子的不知诗书到带经躬耕，只要我们看到了这一变化，就能想见教育给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多么巨大的能量!

步入苍老之境的清代社会，旧的事物正在走向没落，其衰亡征象日益鲜明。但疾驶的历史车轮仍以其不可遏制的惯性驱动着偏远的滇云之域进入又一个文化高峰期。清代的云南教育在暮垂之中仍勃发出盎然生机。清康熙六年(1667)将原临安府所属的教化、王弄、安南三个长官司地区新设为开化府行政区，在该府建儒学。平定三藩和改土归流后，云南学校不断增多，由明代的六十余所发展到一百余所，而且呈现出由腹里地区向边远地区，由坝区向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扩散的趋势。康熙四十四年，丽江府改流后建立了丽江府学，顺宁府也在改流完成后设学。乾隆二十四年建中甸厅学宫，以后缅宁厅、龙陵厅、维西厅、安平厅等滇西北、滇西南边区兴建了学校。义学也叫义塾，是一种蒙学教育，教学内容主要读书、识字、习礼、明义，经费靠官绅捐赠或靠学田收租。雍正三年威远开办士人义学，这是云南开办较早的少数民族义学。雍正五年朝廷批准东川等地建土人义学，选聘塾师，先招一些熟番子弟来学，每日与汉族儿童相处，学习《圣谕广训》及《诗》《书》等，学有成就的令其回乡教诲生番子弟。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时期，此种教学方法切合少数民族实际，对少数民族子弟学习汉语、习汉族礼仪确有成效，今元阳境内的阿邦乡，在设义学后风气渐开，人知向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康熙到光绪的二百余年间，云南府、州、县、厅设义学近七百所，从城镇到乡村，从坝区到山区“因土制宜、随方设学”，义学在普及汉文化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书院，在清代也有新发展。康熙二十四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云南巡抚王继文在南门外慧光寺左创办育材书院(又名昆明书院)，康熙帝手书“育材”二字匾额，赐给书院，以示褒奖。这是清代云南创建州县书院之始。以后全省或修复或新建书院达二百四十余处。雍正九年，总督鄂尔泰改建五华书院，并将赐给他的《古今图书集成》贮五华书院。以“广远士学识”，书院藏书万余，成绩斐然，在历年的乡试中独占鳌头。光绪十七年总督王文韶、巡抚谭钧培创建的经正书院，其设置和五华书院相仿，主讲席者都是品学兼优的名儒学者，所造就人才，盛极一时。五华、经正、育材三大书院在清代云南百余所书院中名噪一时，成为清代云南教育中的一大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