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儒学·百川归海的思想源流
晚清儒学是指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儒家学说。它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中国传统儒学最慷慨悲凉的一个时期。它反映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深刻、最矛盾的时代转换和历史变迁。晚清儒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立足于雄宏迭宕的现实，又承继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放眼于世界与未来，走过了一条荆棘与鲜花并存的道路，给后世留下了悠悠的余韵。
晚清儒学的形成，直接受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一是社会性质的变化，二是今文经学的复兴。
晚清儒学正处中国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十九世纪，正值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时期。在政治上，土地兼并，这个古老的封建社会的顽症，变得日益严重。阶级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仅仅百年之内，就相继发生了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满清王朝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同时，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型的社会关系，终于改变了清王朝的封建社会结构，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社会的大转型，文明的大冲突使中国思想界必然发生强烈的反响。其突出的反映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代替当时盛行的东汉专讲“训诂名物”的古文经学。企图藉讲求微言大义，经世致用，救治时弊。这股风气的风头是常州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武进的庄存与，并有他的侄子庄述祖、外孙刘逢禄等传扬。后来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都直接师承其学风，成了今文经学的重要人物。
庄存与，字方耕，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乾隆五十三年 (1788) 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1745)中一甲第二名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屡迁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为学务明大义，与当时考据之学诸儒不同。他的书房中有一联：“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 若己问，作耳闻，圣贤在坐。” 他精于“春秋公羊学”，所著《春秋正辞》，据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的“公羊学”，专力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龚自珍在所撰《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中称其“学是以开天下。……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魏源更是对庄存与的治学方向推崇备至。可见他在当时声誉之隆，影响之大。
庄存与的侄子庄述祖，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乾隆进士，历任知县，同知等官。为学受其伯父影响，并承其绪。主要著作有 《尚书今古文考证》、《夏小正经传考释》等。
刘逢禄，字申受，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卒于道光九年(1829)，江苏武进人。他是庄存与的外孙。小时随母到外公家，庄存与问以所学，应答如流。庄存与叹道：“此儿长大，必能传吾学。”后又从业舅父庄述祖，舅父赞他可以为师，嘉庆十九年(1814)，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礼部主事。他笃守今文经学的家法。以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之说反对许慎、郑玄古文家言，主张治经重在研究“微言大义”。于是著《春秋公羊经何氏例释》，依据何休《公羊解诂》，发挥“张三世”思想。他一生的重要论著，多保存在《刘礼部集》十二卷中。清代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对儒家诸经传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刘逢禄可说是清代今文经学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后来龚自珍、魏源直承其学，使今文经学的复兴达百年之久，直接回应了晚清社会的变化。
今文经学的复兴，直接推动了晚清学风的变化，成为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理论根据。今文经学持与法合一的经世致用的观点，由于时代之巨变，矛盾之复杂，晚清儒家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都以现实的态度，迎接时代的挑战。嘉道时期，由于需要打破沉闷，呼唤变革，就涌现了以龚自珍为首的一代今文经学大师;鸦片战争，由于需要抵御外侮，师夷长技，就涌现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注重实测的科技专家;同样，为了富国强兵，保护主权，在朝廷内部出现了以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洋务运动;随着封建专制日益颓敝，外敌侵略威胁着濒于瓦解的皇朝大厦，就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志士。他们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代呼唤，他们都保持一个实体——儒家伦常，他们都追求一个目的——富国强兵。这些改良社会的主张都以今文经学为其理论基础。尤其是康有为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是今文经学的经典之作。他企图借公羊三世说托古改制，并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他的论著不仅没有违背儒家的宗旨，而且完全符合圣人之道。
自从宋明以来，经过宋儒对佛教的批判吸收后，佛教便深入千家万户之中，虽然形式上不再存在儒佛争雄的局面，但实质上佛教以更容易为中国人接受的形式而潜滋暗长了。因此，宋明以来，在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地显示着佛学影响的痕迹。晚清社会风云变化无常，现实灾难深重，使大批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艰难的心路历程上寻求强大的精神力量，既能临危不惧，又能处变不惊。他们或在早期入佛，或在晚年坐禅。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是如此。这并不表明晚清儒学大师们完全信佛，而是把佛教的某些修养功夫当作他们洗炼心境，摆脱矛盾交织的痛苦的简便有用的方法而已。他们也从未用佛教观点看待社会，否则，他们不会为时代奔走呼号，铤而走险。晚清末期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这种精神体现的更为明显。这不是佛教运作的结果，而完全是时代的深刻痛苦所致。研究晚清儒学不能不注意到佛学的这一广泛影响。
在晚清的儒学大河中，不但激荡着佛学的浪花，而且注入了西方学术的潜流。自从明末大批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一股清新的学术之风，基督教不但在我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且西方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学、历史、医学、政治、哲学逐渐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而受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视和研究。晚清时期，随着西方的贸易，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文化更是汹涌而来。
在近代科学上，魏源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写成了《海国图志》一书。李善兰把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笛卡尔的解析几何、耐普尔的对数、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都比较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华蘅芳、徐寿编译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代数、三角、微积分、概率论和物理、化学、机械制造的书籍，如《行素轩算稿》、《化学鉴原》、《西艺知新》。这些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充实着晚清实学的质测之学，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找到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进化论上，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全面系统地介绍并译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此书的翻译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轰天绝响的大事，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并把它引入社会历史中来，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同时，西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到了中国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表明中国儒学吸收学习外来文化的致思趋向。
在政治学说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并介绍了西方卢梭的《民约论》和许多英国、法国以及美国革命的理论及其国情的文章，为中国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找到了方向。在晚清历次政治风云变化中，它已成为时代变动的主旋律，支配着十九世纪中国的历史方向，而且也影响着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方向。
总之，晚清儒学面对着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大转型和文化大冲突，不但承担传统儒学自身继承发展的重任，而且也面临着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整合的挑战。在晚清儒学的这片汪洋大海中百川归海，激起惊涛骇浪。晚清儒学在学术上没有取得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的成就，比如不像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那样深厚博大。那是因为晚清的时代课题太大了，而且时代的步伐又太急了，往往是一个课题还未彻底回答，另一个新课题又出现了。时代的急迫造成了明清儒学的纷繁与悲凉。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是重大的。晚清儒学大师们当年提出的一些目标，我们至今仍未实现，他们当年面临的一些困难，至今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