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秦汉的音乐活动·音乐史学思想与成果
汉代的音乐史学思想，在当时的文献著述中多有反映。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提出兴“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极其重视礼乐教化。从历史的角度，他对产生甚早的“王者功成作乐”的礼乐思想加以进一步阐发，并总结历史的经验，称“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董仲舒还总结历史上“王者功成作乐”，所作乐舞的内容，都是“顺其民始乐于己也”。所谓“反本以为乐”之“本”，即是“天下所乐于己以为本”。这是他对历史上礼乐实践经验和规律的总结。
司马迁的《史记》对音乐历史的记载，反映他治史的学术风格，不但重视对前代史料的选择、考订，并且还重视经社会考察得到的历史知识，总体上是为了达到记述历史事件的可靠性与生动性。他对先秦音乐历史的记载，包括有一些显然经社会考察而获得的材料，为后人研究先秦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王充的《论衡》在音乐史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以往文献中记录的音乐事件的失实、虚妄成分，以重新审视、鉴别。这与他撰《论衡》一书的目的，在于“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是相一致的。例如他对《韩非子·十过》中记师旷鼓《清角》而晋国大旱、赤地三年诸事以批驳，但对于“传书言：匏芭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事，却有所保留而未轻易否定，反映他对待音乐史料仍有较慎重的态度 ( 《感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