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吴越浓厚的经商传统·商品经济发达给江南的影响
商品经济的发达，给江南人的观念、习俗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是冲击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观念。这场“革命”是由农村发展到城市的。太湖流域农民，向来以稻作生产为主，兼治蚕桑等副业。后来，发现植桑养蚕收成比种稻谷好，于是纷纷弃田种地。接着，一部分头脑更灵活的农民，发现流通比生产更易赚钱，便又开始经商，或搞收购批发，或搞加工，或搞“三产”。明中叶松江学者何
良俊说得很形象：“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四友斋丛说》卷十三)。苏州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崇祯《吴县志》卷十)晚明科举竞争的激烈，经商赚钱的容易，也使一批读书人、缙绅士大夫热衷于走“黑道”，不再羞于言利。如“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黄省曾《吴风录》)。这样，江南经商之风蔚起。
“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因商风的蔚起，随之而来的，是对商人的社会地位、作用以及人的社会地位、能力评判标准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李贽公然宣称“商贾何所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际，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焚书》卷二)。不生活在商业发达地区，怎能讲出如此理解商人的话?黄宗羲因此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对人能力的评判，也往往从赚钱多少出发，“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蔡羽《辽阳海神传》)。会赚钱便是能干，否则便是无用之辈，以致经商者不赚到钱不敢回家。宁波人至今仍用这种眼光看人。因经商好赚钱，能发家致富;而读书如考不中举人、进士、做不了官，便发不了财，随之对读书人也带来了压力。袁宏道有一首诗很形象：“海洋多贾人，纤啬绕积聚。握算不十年，丰于大盈库。富也而可求，执鞭所忻慕。金口亲传宣，语在述而处。师与商孰贤?赐与回谁富?多少穷乌纱，皆被子曰误”(《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二《梦中题尊经阁、醒后述之博笑》)。
其三，商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也冲击了晚明的社会风气。商人的特点，辛苦赚钱，及时行乐，“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商人的观念影响到一般市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使得晚明以后江南社会的风尚由朴素俭约走向奢侈靡华。当时人公认，“吴俗奢靡为天下之最，暴殄天物而不知返”(龚炜《巢林笔谈》卷五)。这集中体现在吃、穿上面，追求“华筵”、“华服”。富人请客，必备山珍海味，动辄几十只菜，且讲究烹调技术，一宴之费，常耗数月之食。以正德为界，江南人士的服饰一改布素而追求绮罗锦锈，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缎，式样追求夺异翻新。读书人“尽为女人红紫之服”，弄得李乐老人“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见闻杂记》卷十)。“士民竟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冒襄《影梅庵忆语》)。谁还装老成，仍穿布素衣服，就会被人耻笑，弄得“最尚俭朴”的云间范濂老人也只得“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云间据目抄》)。秦淮名妓的服装样式，领导着中国服饰的新潮流，“为世人所模仿”(余怀《板桥杂记》)。
其四，产生了奢侈促经济发展论。面对晚明江南这股滚滚而来的奢侈之风，一般思想观念保守的封建士人都持反对态度，清乾隆间，政府甚至下令禁止江南的奢侈之风。但吴越地区一些思想激进的人却持相反观点。如晚明上海人陆楫，就认为禁奢节财不足以使民富，奢侈反却可以促进经济的发达、工商业的繁荣。《蒹葭堂杂著摘抄》曰：“论治者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予每博观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富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梁，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早能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长民者因俗以好沾，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鸣乎!此可与智者道也。”陆楫的话很有道理，的确，我们看问题应辩证、全面。奢侈是表象，它说明经济的发达，穷不可能产生奢侈。消费能促进生产、流通行业，更能促进服务行业，“有千万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乎于绝”(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这种奢俭论，只有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才会产生。
其五，反映了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思想。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对商人和工商业作用等的看法发生变化，那么，商人自身又是如何想的呢?商人是从农民等阶级中分离出来重新组成的一个群体。由于出身成份的不同，他们的思想观念自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身上仍有不少的封建思想烙印。他们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诞生的一个阶级，而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官本位社会，是个儒学化社会。“四民之业，惟士为高”，贱利贵义，这种思想影响到每个角落的中国人，商人也不例外。明清时期，会做生意的人，必定是会“做人”的商人。他们的经验是用“儒行”磨砺自己。他们认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物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李梦阳《李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四)。宁波十七房郑氏商业家族的信条是“处己也朴毋华，待人也厚毋薄”，或者说“俭于尔身，毋俭于德”(光绪《澥浦郑氏宗谱》卷首《清诰赠资政大夫布政使司经历浦山郑君墓志铭》)。故十七房郑氏“积德”观念很浓，“自奉甚约而性好施与”，“既积既散，好礼且仁”。他们十分热衷于公益事业，“凡有公事，无不勇于有为”(同上宗谱卷首《清例授修职郎国桢公传》)。碰上赈荒、输饷、修桥梁、平道路等活动，十七房商业家族必积极参加。对本宗族的穷人、孤寡之人，照顾也很周到，甚至搞“按需分配”。由于他们如此热衷做好事，故外界对十七房郑氏的评价相当高。十七房郑氏的另一活动是买官爵。他们凭财力，捐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官爵，最高的是正二品的资政大夫。然后，凭爵位、财力，建造了豪华气派的十七房。有钱又有势，好不威风。十七房商人的第三项活动是提倡读书，和士打交通。十七房郑氏读书风也很浓，该家族的私塾，到解放前还很有名。这个家族也出了不少读书、做官之人。而那些中途弃贾学贾的人，发财以后，仍喜看书，结交文友，如郑勋，徐时栋等名人即和他交往密切。亦贾亦儒，儒商结合，这也是中国封建商人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