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概述

洋务运动之前，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魏源等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人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可以称为洋务运动的先驱，洋务思想的酝酿者。但是，魏源等人提出的这一严峻的历史新课题，在以后的近二十年中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主张才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并逐渐演变为洋务思潮。洋务派以“自强”“求富”相号召，在近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兴办新式工业，翻译西方书籍，讲求国际公法。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或思想体系）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这个命题包含“中西”“体用”两对范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中学遭受猛烈冲击，“采西学”，“制洋器”已无可回避的形势下，一部分中国人当时作出的回应。在洋务运动中，它逐渐成为洋务派调和中西矛盾的武器，成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这句话，是这种思想体系的最早表述。洋务派乐道“中体西用”，但正式把它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则在19世纪90年代。光绪二十一年（1894），沈秉成在《万国公报》第75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匡时策》的文章，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中体西用”被广泛使用，成为流行语汇。

张之洞在1898年撰成的《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劝学篇》用“旧学”“新学”来表述“中学”“西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西艺”“西史”易明，“西政”为何？“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而就“西政”与“西艺”而言，“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作为“用”的“新学”可以采用，作为“体”的“旧学”不能变动。“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伦纪”、“圣道”与“心术”是“体”，是旧学的核心，“法制”、“器械”及“工艺”是“用”，属于新学的范畴。由此可见，不变之“体”的“中学”或“旧学”，就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里要注意一点，张之洞把“律例”列为“西政”，把“法制”划进“新学”范围，从而论证了用西方法律和法学以改造中国的传统法律的可行性。当然，张之洞所说的“律例”“法制”，乃是专就“律例”“法制”的形式、体例以及因社会发展而需引进旧法所无的西方新法（诸如商律等）而言，并不包括旧律例、旧法制中已法典化了的伦常名教。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思想体系，洋务派的法律思想当然不能离开这一思想体系的窠臼。整个洋务派的法意识、法思想，基本上仍然是传统的旧法意识、旧法思想，只不过他们在维护以传统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旧法规范的同时，还主张适应时势的发展采用某些西方新法以补充传统旧法，以便更好地维护君主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