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宋明儒学的政治思想方向·民为邦本以民为心

陆九渊有这样一段话：“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设吏，所以为民也。‘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手丘民为天子’，此大义正理也。”(《陆九渊文集·与徐子宜》二)陆九渊继承先秦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把它发展为彻底的“民为邦本”论。在陆氏看来，天下之所以要立君主并设官置吏，其目的是为了养(司牧)民。天子之位并不是专为君主实现一已之私而设立的，而是为养民设立的，如果君主不能养民，行仁政，使民过上好的生活，那就是失职。正是从民为邦本出发，陆氏肯定武王、否定伯夷。认为武王是有道伐无道，诛伐暴君，解民倒悬，是行王道以得王位，而不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而伯夷就不懂这个道理。

陆九渊尤其对为官如何为民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他首先论述了圣人与众人的关系。他认为，圣人是“生知”，是生来就能保存“良心”的人，而民众则是“愚民”，生来虽然固有“本心”，但一些大道理很难懂得，所以他们只能按照圣人之道去做，享用圣人造物备器的便利。但他同时指出：“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圣人能够成就天地覆载万物之功，但同时也要依靠卿土的谋略、卜筮的警示、百姓的作用。这就是“圣人固与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同上《使民宜之》)。其次，他提出为官者能否以民为心、站在民的立场上，而不站在自身的立场上，是判定这个官是正是邪、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标志。他说：“大抵今时士大夫议论，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议论者，有主身而议论者，邪正、君子小人，于此可以决矣。”(同上，《与陈倅》二)

王夫之认为，自古儒者重民其依据有三：一是“人不得速者，惟天则已”。然而“举天”而以民的视听为视听，可见民的地位是至要(《尚书引义》卷四)。二是“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卷二)。三是“不恤其民，名为忧国，而国实受其败”(同上)。他在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教训时指出，“张角起而汉裂，黄巢起而唐倾”，原因是“货积于上而怨流于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读通鉴论》卷二六)。因此，王夫之特别提出要重视民的生活。他指出：“民之所为，务本业以生，积勤苦以获为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谷帛。”(《读通鉴论》卷一六)因此，是安民以生，还是扰民以乱，至关重要。“利民”还是“厉民”是区别政与弊政的标志。把社会的治乱兴哀与老百姓的生活、生计联系起来，并把民的生活与民之生计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这些思想都为后世的先进中国人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