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教·百川归海·三教合一的外在条件

儒、佛、道三教虽然都是围绕着“人学”而展开的，但由于在对人的价值取向上和对人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各不相同，因此，三教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既为三教的互补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满足了社会政治统治和人们社会生活及精神上的多方面需求。三教合一也是中国社会与人生的需求的现实选择。

儒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主张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和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道家与道教则以退为进，采取避世和法自然的态度以求实现长生成仙或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若避世不成，还有佛教，佛教不仅宣扬万法虚幻，唯心净土，以“心不执著”来实现尘世即佛国，众生即佛的解脱理想，而且还有天堂地狱的轮回报应说可以给人们赏善罚恶和摆脱生老病死等现实苦难的向往与追求以精神安慰。这样，“儒与老主治世，而密为出世阶;释主出世，而明为世间佑”(《灵峰宗论》卷五之三)，“禀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释氏以修心修性”(张彦远《三祖大师碑阴记》)，儒佛道三教分别在经国、修身与治心方面分工合作，以不同的人生哲学满足了人们同时可能具有的多方面需要和不同的人在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九)，就是对三教互补的传统“人学”的最好概括。

教由差异而达到互补也满足了统治者的社会政治需要。纵观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儒学独尊的局面让位给了三教并存、三教合一的局面。神学化经学的衰微、玄学的流行、佛教的兴盛、道教的发展，迫使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对这些不同的思想加以分析和研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曾根据自己社会政治经济统治的需要，在儒、佛、道三教中有所侧重，即对儒、佛、道三教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宗教文化政策。不过，与宗法封建制基本不变相适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始终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在一时一事上有时会有某个统治者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或个人的好恶而对佛教或道教表现出特殊的偏爱。无论是将佛教几乎奉为“国教”的南朝梁代，还是将道教奉为“皇族宗教”的李唐王朝，实际上都把儒学奉为治国的根本之术。例如，梁武帝在下诏舍道归佛的第二年就“诏开五个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大倡儒学，因为他“每思阐治纲，每敦儒术”。再如，李唐王朝为了抬高自己庶族地主的社会地位而奉老子李耳为祖宗，爱屋及乌，抬高道教。据此，唐高祖李渊对三教加以选择，并排出 了“道—儒—佛”的次序。唐高祖制定的政策，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得到了严格的实行。就在唐太宗依靠政权的力量来“兴道抑佛”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之道，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现实社会的统治者之所以离不开儒学，是因为儒学最能与现实的封建秩序紧密结合，最能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道德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李唐王朝总的宗教政策是抬高道教、利用佛教，同时又以儒家的忠君孝亲之道来制约佛道二教。例如，与印度佛教不同，中国的僧侣必须接受世俗法律的约束。玄奘曾向唐太宗请求给予教内处罚权，即治理僧众不依俗法，僧侣犯罪，依佛法处置。唐太宗虽然大力扶持玄奘及唯识宗，但拒绝了玄奘的要求，他不能允许给宗教以任何超于世俗社会的特权，绝不能让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佛道不得离开专制主义政治而独立发展。统治者的多元需要成为以儒为主导的三教合一形成的主要外在条件。

如果说，唐王朝将儒学作为治国之术更多的只是出于政治层面上的考虑，那么，随着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儒学已在哲学的层面上将佛道之理论精华逐渐吸收，并建构了以心性论为基点的理论体系。由于宋明理学被定于一尊，而佛教的理论精华又被儒学所吸收，因此，佛教逐渐丧失了它本身的个性与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在中土的发展也就日益走下坡路，而这也就决定了佛教更加强调与儒家的调和，佛教的态度也受到了有着相同命运的道教的赞成。因此，“三教合一”论成为佛道二教迎合儒家以求继续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也就造成了宋代“三教合一”论与唐代“三教一致”、“三教合一”论之间的差异。唐代“三教合一”的内涵是三教鼎立，共同协和王化，合一的基点主要是社会作用。宋代的“三教合一”则是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合一，其合一的基点基本上变成了理学的心性论。明末清初的禅师元贤曾明确提出了三教同归于一“理”的思想，认为“理外无教，故教必归理”(《呓言》)。这反映了宋代以后佛道地位的下降和代表中央政权官方思想的新儒学(理学)势力的增强。如果说佛教徒和道教徒对儒学的主动接近，甚至抬高儒学，甘居儒学之下的做法，在文化上为儒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么，统治者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宋明理学钦定为官学，则在政治上确立了儒学的地位。宋明理学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