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董学与两汉的经学、谶纬

董仲舒将儒学在汉代发扬光大，使之居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自身的思想体系对汉代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实际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儒术中，很多本来就是董仲舒自创的董学。董学笼罩了两汉思想界，官方和民间都对他十分推崇，而且他的地位还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记载董仲舒的资料有几百字，其中已提到“学士皆师尊之”的事实。到了东汉班固写《汉书》时，更单为董仲舒列传，并赞扬他“为群儒首”。汉代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王充也十分赞赏董仲舒，他将文王、孔子和董仲舒作为一脉相承来看待，他说：“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这就把董仲舒摆到了旷古圣人的位置上。

汉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经学，而经学产生于“独尊儒术”。儒家流传下来的一些典籍，如《诗》、《书》、《礼》、《乐》、《易》和 《春秋》就被奉为经典，合称“六经”。这些典籍只许人们解释、阐发、领会，不许怀疑、批评、违背。对经书的研究就形成了经学，精通经学的人可以在太学中当博士，教授从全国各地推荐来的太学生，也可以得到朝廷赏识被委任为政府官员。董仲舒就因对策受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公孙弘更因研究《春秋》，布衣而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成为当时儒生们向往的楷模。公孙弘向汉武帝建议，由各郡县推荐儒生，通过经艺考察的人就可以为官，从此以后，形成了文官制度，“公卿士大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传》)

两汉时代，对儒家的经书，各地的经师有不同的解说，形成不同的派别，各派之中又分为不同的小派别，因此有家法、师法之称。例如《春秋》经，就有《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合称“春秋三传”。《诗》、《书》等各经也都有不同的传。这些不同的派别，从大的方面分，可分为两大派，即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指导政治的学说，所以着重于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经常结合现实讨论经学，主张天人感应说。古文经学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六经只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所以着重于训诂、考证，希望恢复古史的真面目。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和《谷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则属于古文经学。汉代经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公羊学派的创始者之一，也是公羊学派的领袖。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丞相公孙弘曾向胡毋生学习过，但《史记》明确说：“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汉武帝曾经使治《谷梁春秋》的瑕丘江公与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讨论经学，丞相公孙弘“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儒林传》)。董仲舒的弟子众多，这些人继承师说并广为传播，这也成为汉代公羊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史记》记载：“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汉代讲公羊学的学者，多是董门弟子。东汉时代的何休，也是一位今文经学的大师，他在《公羊解诂》一书里将董仲舒“元”的概念解释为元气，他说：“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的这个解释与董仲舒的原意是有一定距离的。何休在解释《春秋》 旨意时，将董仲舒阐发的“三世说”和“异内外”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春秋》的“所传闻世”是“衰乱世”，在这个时候，《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是“升平世”，这个时候《春秋》 “内诸夏而外夷狄”; “所见世”是“太平世”，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全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民族了。这是何休继承董仲舒思想而阐发的《春秋》新义。到了东汉末期，经学的派别之争在持续了两百年后趋向于统一。郑玄精通今古文思想，他遍注群经，成为两汉经学的融会者，也是终结者。

在汉代，经学对于政治决策、政权结构都起着相当重要的指导作用，而儒生们对经书的理解却很不一致，这就会严重影响社会政治。因此，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政治，就有必要统一对经书的解释。汉代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讨论五经同异的集会，即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董学对汉代官方统治思想的影响，也可以从这两次会议中看出来。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汉宣帝颁布诏书，命“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这次会议是在皇宫的石渠阁里举行的，所以叫石渠阁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评议《公羊》和《谷梁》两派经学的同异、优劣。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阐发的思想，如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仍然受到了肯定，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对他的“三统”说却作了修改。汉朝统治者在夺取秦朝天下建立刘姓家天下时，自然是赞成改朝换代，“受天命为新王”的“三统”说的，但到了汉朝政权巩固以后，统治者又希望自己的家天下永远长存，所以开始反对“三统”说了。到了东汉建初四年(79)，汉章帝刘炟又“欲使诸儒共正经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白虎观会议上产生的《白虎通义》一书，系统发挥董仲舒的学说，完全接受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名号论、“三统”说等思想尤其是对董仲舒系统提出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大加宣扬并有所补充、完善。《白虎通义》作为皇帝亲自主持制定的法典，颁行全国，影响极大。

如果说经学是汉代的主要思潮，那么，谶纬则是汉代思想界的重要现象。“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神秘预言，“谶”在西汉以前就已存在了。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经书已经确定，一般人只能对其加以解释，如果另编新书而以附会经书的面目出现，就叫纬书。纬书中也有一些科学知识，但大部分都是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把经书神秘化，把儒家思想宗教化。纬书中也有谶语，且谶、纬二者都附会于经书，故后来渐渐合流。

董仲舒的学说把天看作是百神之大君，能够预知人间善恶，并降下灾异和符瑞，他的天人感应的神秘理论为谶纬提供了理论基础。到了西汉末年，董学很快与当时的谶纬结合，形成了喧嚣一时的神学思潮。董仲舒的主要著作 《春秋繁露》就以解释《春秋》经为名，大量阐发自己的神学哲学理论，他的有关三代受命、灾异谴告之类的说法给谶纬学从思想内容到理论形式都提供了指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仲舒自身事迹也成了谶语，据王充《论衡·实知》记载：“孔子将死，遗谶书曰： ‘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 ‘董仲舒，乱我书。’”董仲舒大概也不会想到，后来的人为了提高谶言的权威，竟将他和孔圣人一起写进了谶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