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性论集成·情意志:心理活动种种
在朱熹心性学说中，情、意、志是心之所动、所发、所之，因而属于心理活动范围。也许由于朱熹重视“未发”之性的涵养功夫，或许因为情、意、志可以省察、体验，较易指示明白，因而他除了对之略加分疏、定位外，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
情
情对性而言。性是体，情是用;性是静，情是动。性才发，便是情，性不可见，只从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四端萌露处，推度有仁、义、礼、智之性。此四端之萌露即是情。此情从心上见，但之所以会有此情之发，则决定于性。然而不只四端之心属情，喜怒哀乐也属情。喜怒哀乐未便是不好，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发而中节，未尝不好。发而不中节，或过或不及，才是不好。情有善恶，情之恶非由性而发，情迁于物，心失其主，乃有不善。陈淳《北溪字义》曾举七情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如此看来，欲也是情的表现之一。朱熹言情也曾讲到“欲”，但不是把它看成是与“情”同一层次的概念，而是认为欲是由情发出的。“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同上，卷五)欲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如“我欲仁”之类;欲之滥则灭却天理，“如水之壅决，无所不害”(同上)。以上是朱熹关于“情”的基本思想，如此看来，“情”在朱熹心性学说中是缺乏血肉的。
意
在朱熹心性学说中，“意”是“情”的从属概念，“性”包涵着“意”。朱熹说：“意因有是情而后用”，“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同上)。一般人所理解的“情”是狭义的，即喜、怒、哀、乐等等，而所谓“意”不必都与“情”相联系。但程、朱以为“思与喜、怒、哀、乐一般”，将“思”也包括在“情”的范围中，当然也就包涵“意”了。
“情”与“意”有联系，也有分别。“情”与“意”的分别是，“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同上)。情常常是一种自然而然、不自觉地流露，或是一种无意识控制的行动，而意则是自觉的心理活动，有念虑，有计度，有主向的。
朱熹关于“意”与“知”的联系的认识，值得注意。朱熹说：“知与意，皆出于心，知是知觉处，意是发念处。”(同上，卷一五)“知则主于别识，意则主于营为。知近性，近体;意近情，近用。”(同上)朱熹此一思想与其心性学说的主体不太协调，如果用图表示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志
关于“志”，朱熹谈得更少。他认为“志”也属情，从古人造字意义说，志是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志是持之以恒的意向。较之“意”有主向，更为执着持久。从“志”与“意”的表现方式而言，“志是公然主张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潜行间发处”(《朱子语类》卷五)。“志”关乎人生之目标与方向。朱熹对“志”虽然也很重视，但在其心性学说体系中定位的层次较低。而在陆九渊学说中，“志”却有较高的位置。陆氏主张发明本心，自作主宰。游陆氏之门者，首先要立志、辨志。(《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1页)陆九渊说：“学者须先立志。”陆九渊的学生傅子渊归家，陈正己问：“陆先生教人何先?”傅子渊回答：“辨志。” 抛开陆九渊辨志的内容不谈，他教育学者先立志、辨志，是颇得师道之要的。但“志”在心性体系中定位的层次是一回事，在为教的先后次序中又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我们之所以合在一起来谈，只是为打开我们的思路多一些启发，以便我们今后对此问题再作深入探讨。
我们以朱熹心性学说为典型，联系对比周、程、张、邵、陆、王的观点，对理学有代表性的心性观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虽然其中许多问题在理学中始终是讨论的对象，并没有成为定论，但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研究的理论框架。从心理学的意义而言，这是一笔宝贵而丰厚的精神遗产。
理学的心性学说是思辨性的，但并非全无心理的根据。今天，产生了科学意义的实验心理学，以往的思辨观点或被证实，或被修正，或被改变，然而由于脑科学进展的困难，实验心理学还只处于较初级的阶段，因而哲学思辨仍然起着填充空白、启示智慧的作用。所以思辨与实验并非势不两立，而应该互资以为用，相得而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