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原则·孔子的文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纲领

人类的发展，促使人类创造文字以进行交流，为了更好地传达思想，这就产生了文学。可以说，文学的产生，是自然的现象。而文学思想的产生，也正像文学产生一样自然。

子游，姓言，名偃，春秋末人，孔子弟子。擅长文学主张“教化”。孟子称“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体”(《孟子·公孙丑上》)。

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一个人像孔子那样伟大，这种伟大，同样表现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论语》一书，准确地体现了孔子的文学观，而这种文学观，是通过孔门弟子整理、传播的，因而也是孔门弟子的文学观。

《论语》中孔子的文学思想，首先表现为重视“文”，《学而》引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雍也》引孔子之言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泰伯》引孔子之言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屡屡言及博学于文的重要性，并把“文”与孝、悌、谨、信、仁、礼联系在一切，认为这是修成君子的必然途径。其教弟子，有“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为其翘楚。两人之外，也不废文学习养，所以颜渊喟然而叹，称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为其首，而论人论世，也以“文”为评判标准。如《八佾》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公冶长》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宪问》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又《泰伯》曰：“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文”、“文章”，既表现为一种道德修养，也表现为对礼乐文化的修习。在这里，“文”、“文章”虽然不能等同于今日之“文学”，但今日之文学实已包含在其中。

孔子以其好学不倦，而自诩其文，所以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当处匡之危境，仍深信自身担负的“文”之使命。他修订、整理“六经”，正是其“文”的体现。而孔子弟子，也认为孔子之“文章”最为可观，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 公冶长》)孔子之“文章”，基于弸中彪外的表现，最是耀艳深华，而对其弟子之教学，也以“文”为首，所以，其弟子最易闻见。

孔子把对“文”的重视，贯彻到学习的实践中，其教子弟学诗，正体现了这一点。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强调学诗的重要性，几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不学诗，则不足以言，如面壁而立，不知方向。而诗之功用，又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博物之多途。兴是一种启发、鼓舞、感染的作用，观即认识社会现实，考察社会政治制度、民俗风情善恶厚薄的作用;群指相互感染和互相提高。怨指批评和讽刺社会丑恶。兴、观、群、怨的具体化便是事父、事君、博物，所以，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归根结底，学诗必须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目的相结合。

孔子强调文学的实用目的，所以十分重视文学的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文学的内容，应该是纯正无邪、不过淫、不伤和的。即一种合于中庸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之美，在《礼记·经解》中表达为“温柔敦厚”的“诗教”。

孔子基于对文学内容的实用目的的考虑，追求一种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论语·八佾》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雍也》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善是对质，即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的要求;美是对文，即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的要求。二者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为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若其中一胜一劣，即伤斯文。具体说，就是形式足以最充分地表现出善的内容，如果不能充分地表现内容，就是形式未尽其美。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经籍纂诂》曰： “达，通也。”通达通畅，而无滞碍。孔子此言，可以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一段话，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足言足志，则以行远、必然是美丽之文。孔子以“辞达”、“足言”、“足志”规范文学形式，认为非文辞则不足以有功用，因而慎重其文辞，这是对文学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最高要求。苏轼对此认识得最为清楚，他说：“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加矣。”(《答王庠书》，见《苏轼文集》)又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 ‘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 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见《苏轼文集》)苏轼指出孔子之辞达而已，不是忽视文学形式的重要性，而是对文学形式表现内容提出的最高要求，这是极准确的。

孔子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集大成的人物，他关于文学的观点，当然也成了后代理论家建立其论点的基础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