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欧美的影响·儒学传入法国

在欧洲受儒学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儒学传入法国虽然晚于意大利，但公元1676年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弟子法国人金尼阁，也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所以法国也是西方接触儒家思想较早的国家，而且在欧洲受儒学影响最深，对欧洲影响最大。1687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译本的《论语》、《大学》、《中庸》，使欧洲学者注意到中国，尤其是法国人以中国为理想国，为欧洲的楷模;以儒学伦理为美德，尊孔子为天下先师。

(1)传入法国的儒学。

中国的儒学何时传入法国? 由谁传入? 都有哪些著述? 根据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记载，最早由耶稣会派遣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是公元1611年到达中国的金尼阁，他继承其师父利玛窦把儒教与基督教调和的思想，把学习与研究儒学放在重要地位。其后直到1773年为止，法国传教士来华近百人，都继承了尊孔重儒的思想。

首先他们极力宣传天主教与儒教并不矛盾，因而在中国传教与学习、研究儒学是一致的。例如，1688年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白晋，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他在《康熙皇帝》一书中写道：“当皇太子(康熙的儿子)问到孔子和古代圣贤的学说与天主教的关系时，他(传教士刘应)禀复说孔子及中国古代圣贤的学说和天主教不仅不相违背，而且相当类似。”(第56页)康熙皇帝也希望传教士更多地了解、研究儒学。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的法人马若瑟非常尊孔，精心钻研《书经》，著有《〈书经〉以前时代及中国神话之研究》，还翻译了《赵氏孤儿》。此外，其他法人传教士还翻译了不少儒家经典，如朱熹的《劝学篇》(殷弘绪)、《诗经》(赫苍壁)、《列女传》(刘向)、《书经》、《易经》、《礼记》(均宋君荣注译)等。除儒经的译注外，还有不少著作问世，如《孔子传》(钱德明)、《中华帝国通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均杜赫德著)。

其次，他们在华收集儒学资料运回法国，使儒学在法国广泛传播。据《欧美搜集汉籍记略》记载，法国搜集研究中国资料是最早的(见《东方杂志》1936年33卷24期)。1694年白晋传教士就带回了四十九册图书;1715年皇家图书馆就收到了马若瑟所赠的《十三经》、元人百曲、《赵氏孤儿》等。

(2)儒学对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的影响。

十七世纪儒学传入法国后，到十八世纪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也受儒家无神论、德治论、重农论和“贵仁”说的影响，高举“理性”的旗帜，反对教会权威和君主专制。其中，受儒学影响最深的当属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

例如，百科全书派的领袖霍尔巴赫(1723—1789)就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朱谦之《十七、八世纪西方哲学家的孔子观》，《人民日报》1962年3月9日)他十分赞赏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他说“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他崇尚理性，反对宗教，指出宗教是人类不幸和祸害的根源(《社会的体系》)。又如，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1713—1784)也赞美孔子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他撰写了“中国”和“中国哲学”两条收入《百科全书》，指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懂得善意和道德的科学，认为孔子学说以行为为主，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天下。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对中国的传统儒学更是赞叹不已，甚至认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他力主以儒家之道治理法国，以孔子思想为行动的准则。他对“子不语怪力乱神”十分敬服，认为这种讲伦理道德而不讲鬼神，是“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是比基督教要高明得多的世界，因为基督只禁人行恶，而孔子则劝人行善。他说：“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世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了。”(同上书，第270页)伏尔泰还以中国元曲《赵氏孤儿》为蓝本写成《中国孤儿》剧本，生动再现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他还强调“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钻刻在每个人的心中”(《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

儒学中重农轻商的思想，正合适法国重农学派的需要。被称为“欧洲孔子”的法国重农学派元祖魁奈(1694—1774)崇拜中国的重农政策，认为国家财富的源泉在农业，“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这种以农为国之本，与孔子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不足”是多么相似乃尔。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深受魁奈重民思想影响，于1756年仿照中国举行了罕见的亲耕籍田的仪式。法国重农学派的另一领袖杜尔哥(1727—1781)也读过《论语》、《大学》、《中庸》、《易经》、《诗经》、《孝经》、《左传》、《周礼》、《礼记》，把重农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峰，使重农学派成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3)儒学对二十世纪法国的影响。

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极革命家是以仰慕之情看待中国儒学的，如雅客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他起草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逐渐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这时，法国对裹足不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就藏有掠夺之心了，因而对儒学的研究就成为对华文化侵略服务了。

十世纪法国的儒学研究，从资料上看，到三十年代已达到万册以上。从研究的专门家看，有被尊为欧洲汉学泰斗的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沙畹(1865—1918)，翻译了部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书经》、《左传》等也颇有研究。还有长于中国古汉语及古韵研究并以著作《中国古代史》最负盛名的马伯乐(1883—1945)，研究了《易经》、《书经》等儒家经典，认为六经皆史。另有著有《中国思想论》的汉学家葛兰言(1884—1940)，译有“四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和《礼仪》的神甫顾赛芬(1839—1919)、研究《周礼》、《诗经》卓有成效的高本汉，研究《诗经》卓有成效的格拉勒，研究《春秋》卓有成效的吴康等。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史学家桑戴克，他提出了孔子非宗教领袖，未创立宗教的高见。他说：“孔子非宗教首领，未创立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绝不自称为神所使。或得神指示。常答其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其自表甚明，故以后弟子从未奉为神也。中国宗教，不似印度之盛，虽因气侯民性异乎印度，而孔子之影响实甚巨也。”(《世界文化史》，1936年版，第276页，)这种对儒学非宗教性的高见，至今为世界不少学者所赞赏。

当代法国为增强法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促进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仍然继续研究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