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无私
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无私”是君子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
“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闲居》篇，孔子提出“三无私”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天地”无私
传统文化中，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必须与“天”“地”相通，并且具有“天”“地”之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天地是最公正无私的。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一次，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子曰：“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才能知人，知人才能事亲，事亲才能修身，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经”为则也。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以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鼓励人修身、事亲、知人、知天。这样做，君子才能逐步达到天地无私的修养境界。
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奉公无私，恪尽自己的职分。一次，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冉有、子路两人参见孔子，说道：“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颛臾，先王曾任命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是社稷之臣，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冉有说：“季氏要这么干，其实我们两人也不想。”孔子说：“冉求！我听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这应责备谁呢？”冉有说：“颛臾城墙坚固，离季氏采邑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了，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孔子说：“冉求！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私念贪欲，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不忧虑贫穷，而忧虑财富不均；不担忧民众太少，而担忧国家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匀，就无所谓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不会倾危。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便要尽力保护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是去攻伐。现在你们两个相辅季氏，远处的人不来归服，不但没有向季氏灌输‘礼乐仁义’思想，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
孔子讲求仁、克己、公正、无私，是圣人、君子应必备的德行修养。一次，子夏问孔子说：“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孔子说：“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照，照明四海而不遗微小。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说：“敢问何为三无私？”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谓之‘三无私’。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说：“弟子敢不志之！”孔子所提出的三无私精神，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对古代圣人的德行与德政的总结。圣人治理天下，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克己奉公，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
因公废私
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蝇头小利，不择手段。有些有权势者更是为了一己私利，以公谋私，以私害公，甚至是因私废公、挟私报复。相比之下，中国历代先贤克己奉公，坚守节操，一心为民、为公、为国，堪称后人楷模。举几个例子，看看古人的为公之心。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次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县目前缺个县令，依您的高见，应该派谁去担任较合适呢？”此时，祁黄羊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叫解狐去担任最合适了，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
平公惊奇且不解地问他：“奇怪了，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呢？”祁黄羊说：“您只问我什么人最能够胜任，您并没有问我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呀！”
于是，晋平公就派解狐到南阳县去上任。解狐到任后，果然替那里的百姓解决了不少事，大家都感谢他、称颂他。
过了一些日子，晋平公又问祁黄羊说：“现在朝廷少一个法官。依您看，谁最能胜任呢？”祁黄羊说：“我想祁午应该是能够胜任的。”这时候平公又奇怪起来了，他不解地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自己的儿子，难道不怕别人说你自私吗？”
祁黄羊说：“您只问我谁可以胜任，并没问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所以我推荐了他。”晋平公最后还是派了祁午去做法官。的确，祁午当上了法官，大公无私地替百姓解决了许多诉讼案件，因此而深受人们的欢迎与爱戴。
孔子听到这两件事，非常称赞祁黄羊，说：“祁黄羊说得真是太好了！他推荐人的标准，完全是适才而用，不会因为他是自己的仇人心存偏见而不推荐，也不会因为祈午是自己的儿子怕人议论而不推荐。像祁黄羊这样的为人，才真的称得上是‘大公无私’啊！”
宋朝御史赵抃，二十七岁中进士，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为官。他重视自身的修为，刚正无私，爱民惠民，声誉远播。
赵抃任殿中御史时，恪尽职守，“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宋仁宗任命好奉承拍马的陈旭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赵抃立即上表弹劾，指出陈旭“欺君罔民，损公利己，专务谄悦陛下左右”。他见仁宗不予理会，几月间连续上了十七本奏章，反复向仁宗讲述治国和用人的道理，并举出大量事实说明陈旭贪渎不公，担当此要职必贻误国家，直至仁宗将陈旭罢免。赵抃这种坚持正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一追到底的精神，令人钦佩。
赵抃办事秉公无私，处处以国家大局为重。在议论朝政时，大臣范镇经常和他发生争议，人们都认为他二人不和。一次，范镇因有过失受到宋神宗指责，神宗问道：“范镇为人到底怎样？”赵抃首先说：“范镇是忠臣。”神宗又问道：“你何以知道？”赵抃说：“仁宗皇帝有一次身体失调卧病在床，范镇就率先上奏，请求仁宗皇帝立太子以安定社稷民心。奏章一百天后才批下来，范镇为这事急得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他不是忠臣是什么？”退朝后，有人问他：“范镇总是反对你，你为何替他说话？”赵抃说：“我和范镇之争乃为公不为私，岂能因一己之私而废弃公道！”
能够“忍辱不怨”是备受圣贤大德们所推崇和提倡的，是一种了不起的德行。孔子曾讲“以直报怨”，直就是公平正直的意思，金忠的所做所为不正是这样吗？而老子则更高层次的讲“以德报怨”，这对人的要求就更高了。
大公无私
人非圣贤，或多或少皆有私心杂念，这是人之常理。但是为了一己之私，或者是一个家族的私利、一个小集团的私利而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那就是大私，就是国家民族的罪人。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些人的私欲也在膨胀，贪污腐败成风，由原来的贪污几百万，到现在的动辄上千万、甚至是多少个亿，由原来的领导个人贪污发展到现在的集团腐败。这其中，各级掌权领导的“贤内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然而，让我们看看古代的贤内助是如何一心为国为民，替君分忧的。
有人曾用“上马能战下马能谋”“嫁给了绝世帝王”“一代贤后”来形容长孙皇后短暂的一生。也有人评价说，唐太宗大治天下，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无私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关于任贤纳谏，唐太宗深受其益，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截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太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坚持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间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气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问明了缘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有过人的机智。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便与李世民是至交，又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做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将出嫁时，她向父母撒娇提出，所配嫁妆要比永嘉长公主加倍。永嘉长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少；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分。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长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回宫后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仪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义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此后，长孙皇后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为国。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长孙皇后也功不可没。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修建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长孙皇后用她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才能够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