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岭南宗教文化·伊期兰教在岭南

(1) 伊期兰教传入岭南

伊斯兰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在其兴起之初，即乘岭南与阿拉伯之间商贸活动频繁之便，经海上丝路首先传至广州及岭南沿海地区，与岭南文化既相融又相异地成为一种富于岭南地域风情的异质宗教文化。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时代为7世纪初，正是我国隋末唐初的时代。广州作为一个世界大港，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文化交流日益繁琐。阿拉伯及南洋诸岛侨居广州的人数亦呈激增之势。到了唐代贞观初年，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侨民据说已达十五万至二十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外侨当时全部聚居在今广州市光塔路一带的“蕃坊”。阿拉伯人来广州进行商贸活动，也把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广州。据说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的母舅宛葛素在唐初也曾专程到广州传教。只是当时唐代崇尚佛教，道教亦已在岭南产生影响，加之唐初实行国人与“夷人”隔绝的国策，使外国人只能在“蕃坊”从事各种与官方有关的商贸活动，当地人民严禁与他们交往。因而伊斯兰教在广州的传播活动仅只限于蕃坊内的外侨，即主要是在阿拉伯人之间进行。自开元天宝以后，唐王朝放宽了华夷之间的禁令，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中落户广州，与当地人通婚的也逐渐多起来;甚至还有个别的伊斯兰教徒，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中举封官。到宋代进入岭南的伊斯兰教徒更多，除广州外，珠江三角洲各县，潮州地区，海南岛的琼州、崖州(今海口市、三亚市)、儋州(今儋县一带)，伊斯兰教已开始在这些地方传播，有了一批人数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徒。元明以后，因大部分阿拉伯籍伊斯兰教徒的汉化，岭南伊斯兰教有着明显的汉文化和岭南文化的特点。虽不如佛教的彻底中国化，但已与外来的伊斯兰教有了不少差异，尤其是在教规和因教规而定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有了更多的岭南民俗特色。

但是伊斯兰教在岭南，仍然大致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其基本教义、教规及所具有的伊斯兰文化内涵，虽经千多年的岭南文化浸染，却并未实现中国化。它代代相传，延续至今，虽不像我国西北地区那样形成了一个强大教派，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信徒，却也始终生存着，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丰富了多元的岭南文化景观。

(2) 伊斯兰教文化景观

伊斯兰教传入岭南，曾一度在岭南大地出现了富于异国情调的伊斯兰文化，以唐宋最盛，蔚为奇观，至今仍留下了大量遗迹。又因伊斯兰教在岭南始终存在着，因而直至今天，在伊斯兰教徒聚居的地方，仍可使人们感受到有异于本土文化的独特风情。

至今仍是广州重要文化景观的，座落广州市光塔路的怀圣寺和光塔，已被基本证实是自海上传入我国的伊斯兰教最早的建筑。怀圣寺始建于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是与江苏扬州仙鹤寺、福建泉州麒麟寺、浙江杭州凤凰寺合称为我国伊斯兰教的四大寺之一。至今怀圣寺仍然是广州伊斯兰教信徒们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

怀圣寺据说是伊斯兰教创教主穆罕默德的母舅兼得力近臣、著名传教士阿布·宛葛素主持建造的，主要是为了向广州的阿拉伯侨民传讲教义和供教徒祈祷礼拜之用。寺名怀圣，寓有怀念穆罕默德贵圣(先知)之意。在建寺时还兴建了原名怀圣塔的光塔(当时又名邦克塔)。这是广州伊斯兰文化最有特色的高型建筑。塔的外型是城堡的变形，高36.8米，自唐至民国初年，一直是广州城内最高的建筑物。塔身光圆直插云霄。塔内中空，有螺旋形梯直通塔顶，供教徒呼礼人登上塔顶，高声传呼教徒按时集合礼拜。当时光塔濒临河面宽阔的珠江，塔顶夜燃巨灯，用以为夜航船只导航。光塔便成了宗教、导航两用的实用建筑。南宋的方信孺是最早为光塔赋诗的文人。在他的《南海百咏》中，光塔的形象是：“半天缥渺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

自此之后，广东、海南两省还先后建有多座清真寺。现今仍保存完整的，除怀圣寺外，仍有九座，其中六座在海南省三亚市。这些清真寺都有相类似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

在广州市今桂花岗，还有一处据说是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阿布·宛葛素陵墓。墓室设计为上圆下方的拱形。墓内若有响声，可产生长时间的回声。俗称“响坟”，现名清真先贤古墓。墓门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阐圣教于南邦脉脉相传三十册(指宛葛素携来的《可兰经》)恪遵谟训”，下联是：“树贤声于东粤亭亭独立千百年共仰仪型”，门楣横额是：“真理恒久”。墓室侧畔，还有宛葛素门徒四十人墓。在海南省从陵水县到三亚市一带，至今仍留存着数百座伊斯兰教徒的珊瑚墓葬群，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些墓葬群的年代约为从唐到宋。征之史料，当时正是伊斯兰教在广东、海南等地广泛传播的活跃时期。

据近年统计，广东、海南两省伊斯兰教徒人数仅有1.25万人，主要分布在城市。其中广东的广州，人数最多，共6500人，肇庆市400人，深圳市300人，珠海市250人。海南省伊斯兰教徒主要聚居于三亚市，共约500人(参看司徒尚纪著《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岭南的伊斯兰教信徒虽然不多，但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却依然以其独特风格显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