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建国以来对“通鉴学”的研究(论文)·对 《资治通鉴》 的介绍与评论
1956年《通鉴》的点校本问世后，一些介绍或研究《通鉴》的文章便陆续发表，时至今日仍旧持续刊出。
较早著文介绍《通鉴》的有聂崇岐的《我国古代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和胡注》、王崇武的《我国古典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以及陈千钧《论〈资治通鉴〉》等文章。聂、王均系整理《通鉴》小组成员，谙熟该书。聂的前文篇幅不大，概括地介绍了《通鉴》纂修情况、取材特点及历史影响。后文则是进一步阐发扩展，作者指出《通鉴》使读者用较少的时间了解1300多年的历史发展，编排详略得当，包罗广泛，不载神鬼，《考异》里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对今人研究十分有用;缺点则是遗漏重复、位置欠当、称谓不一，或误二为一乃至事实舛误等等。陈千钧在其文章的前半部不同意聂崇岐和王崇武的观点，认为他们对《通鉴》存在的缺点不敢大力进行批判，这种态度“并没有使他们对《通鉴》这部古典历史巨著作出过高的评价，而是恰恰相反，低估了它应有的地位”。接着，作者又从“《通鉴》是时代的产物、而又是中国第一部编年通史”，“司马光的优良治史方法和他的巨大成就”两方面详尽介绍了司马光编修《通鉴》的过程。陈文指出，这部古典巨著是在北宋时代所提供的一切物质条件和千百年来人们迫切要求而产生的，不论在体例上、史料去取上还是编写方面，都标志着中国史籍达到更为完美可信的水平，创造了中国史籍的良好楷模。
六十年代，介绍评议《通鉴》的文章，以柴德赓《关于〈资治通鉴〉》(又名《〈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和王仲荦《〈资治通鉴〉和通鉴学》为代表。柴德赓是“通鉴学”专家，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司马光生平、《通鉴》选材史料、编纂方法、对《通鉴》 的评论、胡三省注文、《通鉴》 版本、与 《通鉴》有关的史籍等等，是介绍《通鉴》最翔实最有份量的文章，一向为人们重视。王文在文章题目中首次贯以“通鉴学”之称，其文记述的内容包括司马光与助手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的简历，《通鉴》的编撰、长处与不足，胡三省注文，以及《通鉴》的版本等，大体上没有超出柴文的范围。
七十年代末，“文革”对学术的破坏逐渐得到清理整治，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重新恢复，文章日益增多。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发表的陈光崇《〈资治通鉴〉述论》长文，该文论述了司马光生平、编纂《通鉴》的程序以及由此反映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卓越成就。虽然总体上仍囿于五十、六十年代的范围，但中间因受“文革”的阻碍，时隔多年之后而撰写的全面介绍《通鉴》，仍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施丁的《论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一文也具有代表性，该文是为纪念司马光逝世900周年而作。作者认为司马光修《通鉴》是为了提供君主“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选择助手主要从业务着眼，并非为反王安石所为。他不仅识得人才，而且善于使用;对助手有分工，有合作，相机行事，适当调整，发挥作用。历史评论则由他个人负责，统一发论，我国古代史学讲究经世致用，论史往往寓政，司马光史论尤其如此。另有几篇文章则是从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的角度来概述《通鉴》的。安宇寄的《〈资治通鉴〉和编年史》肯定《通鉴》奠定了编年体在中国史籍中的地位，其后续和改编逐渐形成了以《通鉴》为核心的一个编年史体系。林校生和来可泓各自撰写的论文题目均定名《〈资治通鉴〉与编年体》，林文“企图阐明，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在编年史体发展的长河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起了总结旧例兼开创新体的作用”。纪事本末新体例的“幽灵已在 《通鉴》 的躯壳中徘徊，已经呼之欲出了”。来文则用较多的篇幅叙述纪传体对《通鉴》的作用、《通鉴》成书后对其他体裁史书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林文和来文侧重点不同，但结论大体相近，都对《通鉴》给予赞扬和肯定。许在全、范传贤合撰的《试论司马光与袁枢》，副标题即“兼谈《资治通鉴》与《通鉴纪事本末》”，此文从宋代宏观背景出发，阐述《通鉴》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成书的影响，文中指出，从司马光到袁枢，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纪事本末》，我们可以认识到：史学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异常密切，史学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不单限于内容，也包括形式;继承和发展可以并行不悖。“司马光和袁枢在中国中世纪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上先后辉映，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另外，李春光的《〈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一文也值得一提，该文详述《通鉴》传入日本后，对日本史籍著述产生的推动作用。作者推测《通鉴》东传日本大约是在十二世纪中叶，此后引起了日本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重视，上至天皇、幕府，下到诸藩及其弟子，都把它做为学习的重要内容。该书的传播，使日本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大年镜》、《今镜》、《水镜》、《增镜》均系仿照《通鉴》而作，在日本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四部名著《吾妻镜》、《神皇正统记》、《本朝通鉴》和《大日本史》等书的撰写也都受到《通鉴》的促动或影响，《本朝通鉴》更是完全模仿《资治通鉴》，《大日本史》也被日本学者称作近似《通鉴》的著作。可惜该文对于当代日本研究《通鉴》的情况没有述及。目前，国内学界对这方面的报导还很少见，此文在一定程度上颇具新意。今后与海外学界的联系交往应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