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代儒学·熊十力的体用观·性修不二与思修交尽的工夫论

在本体与工夫的关系问题上，熊十力认为性与修是统一的。他发挥了佛教“存性则全修成性，起修则全性成修”的“性修不二”之说，并以儒家“继善成性”说加以融会，指出：“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学之所以成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全性起修名继，全修在性名成。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故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故吾人必以精进力创起净习，以随顺乎固有之性，而引令显发。”(《新唯识论》文言文本)这里，“继”、“成”的前提是天赋的道德理性，“成”、“继”的工夫旨在促进这一圆满具足的道德理性显发、拓展。没有这种工夫，不能“继善成性”，不能“涵养性智”，就不可能达到本体的境界。

熊十力心性论的特点是强调“创”、“动”，反对“守”、“静”。他发挥王船山“命日受，性日生”，“性日生而日成”之说，批评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宋明儒“过恃天性”、“纯依天事立言”，忽视“人能”对于“天性”的创造，忽视“成能”与“成性”的关联。熊氏说：“吾之为学也，主创而已。”然宋明理学家“多半过恃天性，所以他底方法只是减。……他们以为只把后天底染污减尽，天性自然显现，这天性不是由人创出来。若如我说，成能才是成性，这成的意义就是创，而所谓天性者，恰是人创出来”(《十力语要》，卷四)。与熊氏健动、生生不已的宇宙本体论和积极入世的人生论相配合，与“由体成用”、“由用知体”的儒学现代化走向相一致，这种创造型的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提出在后天积极培养“明智”的理路。这就把关于“本体”的认识，从与生俱来、天赋人受、圆满自足的良知本性中略有疏离或松动。或者说，达到关于本体的曲径通幽之道是发挥“人能”，成就事功，“创起净习”，“不容一息休歇而无创、守故而无新”，拓扩固有的道德本性，“成能以成性”。于是，“性智”境界就不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了。

熊氏说：“玄学之所致力者，不仅在理智思辨方面，而于人生日用践履之中，涵养工夫，尤为重要。”“哲学方法，则思辨与体认须并重。……体认非修养不能臻，故余常以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十力语要初续》)他又说：“玄学亦名哲学，是固始于思，极于证或觉，证而仍不废思。亦可说，资于理智思辨，而必本之修养，以达于智体呈露，即超过理智思辨境界，而终不遗理智思辨。亦可云此学为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卷下之二)这里，把理智思维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工夫的交互作用，作为达到本体境界、透悟宇宙人生本源的“桥”或“船”。他指出：“思维与修养交致其力，而修养所以立本。思修交尽，久而后有获也。”“思而无修，只是虚见;修而无思，终无真解。”(《原儒》上卷)工夫就是思与修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即工夫即本体，即本体即工夫。

熊十力认为，道德生命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是创起净习、克服染习的过程。天赋予我们的、内在的、圆满自足的道德本性是为善的根据;但如果我们不尽人力，不积极有为地创建事功，不开出新用，不从事学习与修养，则天性也会贫弱化。这多少有了一些新意。按照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考虑内圣学与新外王的结合。熊氏说：“主宰是无为，有为者人功也。……良知主宰，是要‘致’。‘致者’，推扩之谓。推扩工夫即顺良知主宰而着人力。人能弘道以此也。顺主宰而推扩去，才无自欺。故曰欲诚意者，先致其知也。不能顺良知主宰而努力推扩，鲜不陷于自欺者。《新论》明心章，特提揭即工夫即本体，此予苦心处。……吾《新论》归重人能，特提即工夫即本体，此是从血汗中得来。”(《十力语要初续》)“思修交尽”即是贯通“体”与“用”、“性智”与“量智”、“真如”与“生灭”的“不二法门”。

熊十力说：“天行健，明宇宙大生命创进而无穷也，新新而不竭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明天德在人，而人以自力显发之，以成人之能也。”否则，“人将耽虚溺寂，以为享受自足，而忽视现实生活，不能强进智力以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备物致用，以与民群共趋于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读经示要》，卷三)。“识得孔氏意识，便悟得人生有无上的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卷上)。这当然已不是工夫论所能包容了。熊氏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自强不息、改造世界的力量和心态，回应刚健的天道，肯定人的价值。他以这种自觉的人本主义精神，强调以“人道”统摄“天道”，“不可于人之外觅天”。他认定，只有在变革现实即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中，在比道德实践宽阔得多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彻见真实的本体—这一本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宰。他通过“体—用”、“翕—辟”、“乾—坤”、“心—境”、“理—气”、“天—人”诸范畴的讨论，对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作了本体论的论证。熊十力哲学大大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尊严和地位。人有刚健上进的精神，这是人的本质。宇宙在变，人生在变，永远向前、向上开展，持有乐观健全的宇宙人生观的中华民族，将愈来愈文明，愈来愈进步。

熊十力认为六经是中国文化根柢，《易》为五经之源，《大学》为六经之宗要。他早在抗战时期撰写《读经示要》时，就特别指出《周易》、《春秋》、《周官》、《礼运》加以疏释，发掘其中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精神，严厉批判秦汉以降的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思想钳制。熊氏主张把六经孔子与秦汉以后的三纲五常区别开来，批评儒学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负面发展，如孝治等等，弘扬原始儒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民主精神。熊氏把儒学传统分为“天道之学”的传统和“小康礼教”的传统。他指出，孔子外王学的真相是“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原儒》上卷)。

总之，熊十力无论在内圣学上还是在外王学上，都以一种积极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对儒学予以批导和创新，以便在现时代发挥新的作用。他以他特有的颖悟和对传统中国哲学的慧解，认识到光靠科学理性不足以建立道德，不足以建树本体学，不足以给人以“安心立命”的依据，不足以回答人生的目的、意义和终极关切。他以一种积极的存在主义、积极的生命哲学透视了现代工商社会中人的问题，这些原创性的见解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全人类都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熊十力哲学并不逊色于西方现代的哲学大家。他们之间在思考的当代性上，实际上可以会通，至少有彼此遥契之处。熊十力这种动态、人本的内圣之学在生命理性的提扬上为儒学现代价值的重新思考，提供了新的视域。当然，他虽然强调了“用”，但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他的外王学和知识论尚没有多少新的建树。重建适应现代世界的新的儒学，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熊十力的思考启发了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在唐、牟、徐处，我们亦可以看出熊的影响力。熊氏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