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
1930年，中国政府拒绝斯坦因进入新疆考察。在这之前，192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我国考察，已受到中国学术界的一致抵制。这两次与捍卫国家主权联系起来的文物保护活动，标志着简牍学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就是举国上下开始重视考古，保护民族珍贵文物，开始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力量对简牍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由此，中国简牍学从消极被动和个别的研究转入积极主动和有组织的规模研究，从以外国学者为主的研究转入以中国学者为主的研究，从创榛劈莽的创立期进入了自觉的但却仍然是曲折的奠基期。
斯文·赫定受到抵制后，不得不转变态度，经双方协商同意，于1927年4月26日签约，组建中瑞联合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协议规定：考察成果归中国，考察报告由瑞典方面写出，一切经费由斯文·赫定负责。从而拉开了中国自己组织学者有规模地考察文物的序幕。这一阶段的最辉煌的成绩是遐迩闻名的 “居延汉简” 的出土和研究。
这一阶段的简牍研究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西方探险家在我国任意探险，独霸考古发掘，无视我国主权随便劫走简牍和其他文物资料的时代结束，中国学者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实地考察和发掘简牍，出土的简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文物价值上都超过以往。第二，继王国维、罗振玉之后涌现出一批有造诣的中国简牍学新秀，他们积极投身于实地考察，同时，苦心孤诣地从事简牍研究，发表了一批简牍学新著，有力地推动简牍学从创立的初期进入到第一个发展高峰。第三，1931年起，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其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国破家亡，简牍研究也惨遭劫难，学者流离失所，简牍实物资料部分毁于战火。这一阶段的简牍研究成果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它挂着枪弹的伤痕，披着战火的硝烟，体现着中国学者傲岸特立的爱国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