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著书立说的张沐

勤奋著书立说的张沐

张沐 (公元1630~1712年),字仲诚,又字冲酉,别号起庵,河南上蔡县伏羲庙南张寨人。顺治十四年 (公元1657年)顺天府乡试,中第48名举人; 次年会试,中第227名进士。康熙元年 (公元1662年) 授内黄知县。居5年,坐事免,后以左都御史魏象枢举荐,授四川资阳知县。致仕后,主讲汴中,与孙奇逢、汤斌过从甚密。

张沐为官俭朴清廉,体恤百姓。离开内黄任所时,仅带白银31两3钱,权作路费; 其余银两,令人“颁诸鳏寡孤独者”。一年久旱,庄稼颗粒不收,在向上级申请免征粮银的同时,还筹捐救济和动员富豪薄利贷粮给贫民。他断案严肃认真,不滥用刑法,多“堂上劝教”,讲清道理,使“论者自服”。因此,深受百姓爱戴,去任时夹道相送,洒泪而别。

张沐热心教育,知内黄县时,在明伦堂讲学,听者达数百人。并办繁阳书院,“与诸生聚讲终日,虽盛暑不脱衣冠”。“门下兴行乐善,愤悱有志者十余人”。由于学问渊博,各地竞相聘其讲学,先后主讲天中书院、上蔡私塾和游梁书院。听者啧啧称赞道: “开数十年难解之积惑。”晚年,辟白龟圃,以授生徒。

张沐在从政和讲学之余,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著书立说。据1944年《重修上蔡县志》 记载,其著述达23种之多,主要有 《周易疏略》、《书经疏略》、《诗经疏略》、《礼记疏略》、《春秋疏略》、《道一录》、《学道全书》、《为学次第》、《溯流史学钞·日录》、《上蔡县志》、《开封府志》、《河南通志》。这些作品,文笔清新流畅,内容 “剀切详明,独标精蕴”,一扫“剿袭雷同之见”。在当时颇有影响。孙奇逢称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汤斌赞其 “脚踏实地,其学以主敬为功,治《易》 有心得,当代真儒也!”

张沐晚年,逢“康熙盛世” 的修志热,由于他博览群书,学问精粹,社会上多聘他纂修志书。所纂志书与同时人相较,皆属上乘。

《上蔡县志》 15卷。基本上遵遁 “县志必详于府,府志必详于省,至一统志,较省志而加略” 的原则编就的。该志特点为:(一) 根据需要,灵活设类。对于旧志不因循,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可因者因,当革者革,非理者不得入”。如“仙释之诞妄者则芟之,佛寺之淫秽者则除之”。又如,根据县境沟洫交错,山川志不便容纳,特专设沟洫志大类,并于其下设沟渠、堤堰、桥梁三个小类、独成一卷。(二) 舆图多样,绘志精细。把全县分为36里,重新划定界限,使之尽量相均,并附有详图,除 “舆地总图”外,还有“舆地分图”36幅。(三) 调查研究,注重实际。为了弄清河的流向,徒步实地考察,详细记载,使“后人知冲决,补葺有所向往”。(四)严肃认真,不信传闻。稗官小说不得掺入。(五) 鉴别认真,勇于改革。改灾祥为编年,把水、旱、兵、凶大事,按年代次第编排。既去掉迷信色彩,又增加了科学性和使用价值。

《开封府志》也颇具特色。第一,详细考证,认真芟讹。旧志星野类中,有张冠李戴和疏漏的现象,则以 《唐书·天文志》为准则,一一加以订正。第二,因时制宜,不墨守旧章。如河流、湖泊、年久多改道或淤塞,则根据现状和《水经注》记载,也都一一更正。第三,重视教育,以彰文治。学校志写得很详,附有贡院、书院、义学等小类。第四,摒弃教条,机动灵活。根据情况和需要,增设了礼典、兵制、盐法、驿站、漕运等新篇目。第五,重视数字和统计。对人口情况有详细数字统计和记载。第六,对资料收录舍弃比较得当。如古迹陵墓,删除传闻,补充考察的真实资料。

第三部志书是《河南通志》。张沐在顾汧“点订差伪,芟繁补缺” 的基础上,增加了兵制、邮传两大门,内容更加丰富。

张沐所纂志书之所以被人乐道,是与他的独到理论分不开的。在《溯流史学钞·日录》里,他明确指出: 第一,编纂新志时,不要一成不变地照搬旧志。因为旧志有很多弊端,比如“巫觋道士”,“佛释超脱空无家”和“托无用为高才别趋,或任气使性以自恣”等内容,于人心风俗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不应当收。第二,志书用语,要朴实无华。跷蹊支离的话,并浮滥文字,皆可省却。第三,要有主见,不要盲从。他说: “我之所是,人以为非,我之所非,人以为是,学之不同,恶可强也?欲强众人以从我,固不能;欲我苟同众人,一生苦学何为也?”第四,修志要严肃认真,不可轻视草率。因为“志所关于人心,风俗、国家治乱之机”,是大事情,“不能一援颓废”,为修志而修志。第五,纂志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平常无奇,老老实实”,像孔子作《春秋》那样,秉笔直书,“列国新旧事实,不复忌讳”,“失礼亦记之”,“使览者可以洞见风俗、人情之善恶,兴起其礼义廉耻之本志”。应该说,张沐这些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在方志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当时,张沐远见卓识,能独辟蹊径,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付诸于实践,在短短五年内,纂成县志、府志、通志三部巨著,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对其以后的方志学家章学诚,以及河南方志学名家武亿等,不无启迪。就是对今天纂修新志,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总之,张沐对中国方志学理论系统的形成,起了先驱与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