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正诗弊的钟嵘
钟嵘(公元468～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市)人。出身士族，七世祖钟雅曾为晋侍中，父钟蹈为齐中军参军。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钟嵘入国学，受知于卫将军、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祭酒(校长)王俭。建武初(公元494年)为南康王侍郎。时明帝躬亲细务，郡县及六署九府之职事皆决于帝命。使选部成了虚设，君王非常劳累。于是钟嵘不顾位卑名微，上书直论朝廷过失曰： “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明帝读后很不高兴，幸得太中大夫顾暠解劝，明帝才算释怀。由此可见钟嵘为人之刚直。永元末，迁抚军行参军。梁天监初，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后迁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记室，直到去世。有《诗品》 (当时亦称《诗评》)三卷传世。
《诗品》是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其写作原因和目的，他在《诗品序》里曾有说明：“今之士俗，斯风(指写诗之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脁古今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由这段话可看出两点：第一，当时士人写作五言诗的风气很盛，但各人嗜好不同，意见纷歧，没有准则。一些“轻薄之徒”，见识卑陋之人，以鲍照、谢脁为古今独步而加以仿效，结果仅得其皮毛。而轻视曹植、刘桢，笑为古拙。《诗品》的写作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诗歌创作起到指导作用。第二，对当时 “庸音杂体，人各为容” 的诗风，他深为不满。并且在他看来： 过去的评论专著，像《诗品序》 中列举的陆机、李充和颜延之、挚虞的著作以及谢灵运的 《诗集》、张骘撰的《文士传》等，皆是“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或“曾无品第”。因此，《诗品》 的编撰就是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辨彰清浊，掎摭利弊”，进行品评。而对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又前进了一步。
《诗品》评论了自汉魏至齐梁的五言诗代表作家122人和无名氏的《古诗》一组，按成就大小，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为一卷。其评语或一人一则，或数人一则，借以溯源流、论风格、赏名作、言得失、显优劣、定品第。《诗品》的内容有几点应特别提及： 第一，积极提倡五言诗体。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五言诗到魏晋时已经成熟，六朝时则取代了四言诗。然而当时的一部分诗论，拘于《诗经》 四言体的成见，仍然重四言而轻五言。挚虞《文章流别论》即认为： “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 “雅音之韵，四言为正; 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显然，在他看来，五言诗只是“俳谐倡乐”用的，算不上真正的诗。甚至连刘勰《文心雕龙》也说： “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以为五言诗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与之相反，钟嵘在《诗品序》里明确指出五言诗的表现能力高于四言诗：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种看法打破了儒家传统的偏见，是符合诗体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第二，反对作诗用典。滥用典故是南朝诗坛上一种很不良的风气。当时诗人“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即轻视辞采内容，而竞相使用典故，以至“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每句话都要有典故。对此钟嵘给以坚决的反对。他认为： “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以吟咏性情为主，有什么感情就直接抒发，何必要使用典故?并且他指出滥用典故的两种弊端： 一、用典过多会使文章殆同书抄”。二、用典故会破坏诗的“自然英旨”。不过，对于用典故钟嵘并非一概排斥，认为应根据文体而定，“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 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而诗中过多用典就会使作品成为 “拘挛补衲” 的拼合体。
第三，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反对声病。南齐时，在沈约“四声”、“八病”理论的影响下，永明体诗颇为泛滥。对此，钟嵘同样给了有力抨击： “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也?”他认为诗歌“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如果像沈约等人那样一味追求声律，会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不过，他所反对的只是因恪守“八病”而“伤其真美” 的矫揉造作，并不排斥诗歌的自然音节美。
总之，作为专门的诗歌论著，《诗品》提出了不少精到的见解，对当时创作以及后世文论都有着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崇高地位，以至与《文心雕龙》并称。在这一点上，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 中曾给予很高评价：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