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怯懦
韩愈是唐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文之作历来为人称道。其才学识见可谓一代雄才。但是其为人行事却也留下一些笑柄。
他曾授命而作《顺宗实录》，实录就应当真实书写史实，就应当秉公执笔，抛却一切个人恩怨和成见。正如《汉书·司马迁传》一段文字所言：“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能如此而为史者却不多，故方苞曾引万斯同语道：“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并暗昧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必德、才、学、识兼备才能为史。韩愈亲历王叔文、柳宗元的永历革新，他本应当对此革新事件给予公允的评介，可是在他写的实录中却歪曲事实，为尊者讳，因而不成其为“实录”。为此遭人非议。这也许可以说“当局者迷”，但是根本却在于韩愈有私心怀疑惧，他曾道写史“不遭人祸，则有天刑”，他根本不敢正视现实，有意回避，只求全身避祸，他又怎么能写好“实录”呢。所以终韩愈一生只能是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史学家。虽然他曾有机会修史，但他却未能修出一部信史。
德、才、学、识能兼有着，古来难为，今亦难为，然而能相兼者必非凡夫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