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四世同堂》改编的走调
根据老舍的同名小说《四世同堂》改编成的电视剧已走入千家万户。对于它的成功我们并不否认，但比较原著还是缺少了一点很重要的色彩。原著是老舍先生于1944年至1948年其间在重庆和美国写成的，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长篇小说，但又并非单纯是一部抗日斗争的小说，因为它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辨色彩。
作者没有去描写刀光剑影的战场，而是把视野浓缩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上——日寇铁蹄之下的八百年帝王之都的一隅——小羊圈胡同。作者也没有去讴歌抗日英雄，只是写了一群普通的北平市民，写了他们挣扎至觉醒的过程。原著表现了作者对人的灵魂的挖掘，对民族国民性的思考。
老舍先生写的是中华民族在八年抗战中的屈辱史、愤怒史和反抗史，反映了麻木的市民为“生”而进行的一种自发性的挣扎。小羊圈中的人们在缓慢而艰难地觉醒，正如小说三部曲的名字“惶惑”、“偷生”、“饥饿”。泱泱大国的迷梦在铁蹄下醒来，求全偷生的传统心理在屈辱中被撕裂，顽强不屈的民族自尊心在斗争中迸发出灿烂的火花，这一切都是在被动的反抗中进行的。这并不是丑化，而是真实的写照，深刻地思考，作品内在的力度正在于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和思想的最优秀部分的挖掘、最落后的东西的批判，这也是作者独特风格的体现。电视剧的改编恰恰在这一点上相当薄弱，而且走了调。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祁瑞宣是作者笔下忠孝难两全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脑子里的国家观念，还是重庆国民政府，但电视剧中让他看《西行漫记》和毛泽东像，实际上并不附合人物的思想基调。小说中市民们的反抗(包括钱诗人和尤桐芳的斗争，)丝毫没有组织领导和革命目标，只是低层次的自发性斗争，但在电视剧中被放到了地下党的领导之下。还有一些类似的处理，应该说都是不恰当的“红化”现象。作者没有这样写，并非是思想尚未达到这种高度，而是老舍先生的写作主旨不在这里。这样改编，实际上是缩短了觉醒的过程，淡化了心灵挣扎的痛苦。而强化“不屈”的性格，以社会政治视角来代替文化心理视角的改编也是一种对原著风格的违背，冲淡了原著的深刻性而流于概念化的肤浅。虽热闹痛快，却缺乏发人深省的力量。
艺术的价值在于独特的风格，在于真实地反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