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笔法译西书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翻译家。
严复从事翻译，首创“信、达、雅”的标准。信，是指忠实原文;达，是指文词畅达;雅，是指语言要古雅。这套理论体系对我国翻译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具有开创意义。但是，由于严复顽固坚持翻译上的古雅笔法，致使他的翻译理论和著述产生了严重的缺憾。
严复崇尚古文，坚持译笔古雅，认为“精理微言”之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求达雅”，“用近世利俗文字”只为达易而己。因此，从译《天演论》起，就用古文笔法和训雅的语调，由于译文语句深奥难解，所以“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严复每译一书必送吴汝纶为之斟酌文句。吴汝纶是近世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他极称赞严复的文笔：“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确为“高文雄笔”。鲁迅则批评他说：“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都要留心。”梁启超在肯定其文精美的同时，也说“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并指出，这类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梁启超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著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严复并不接受梁氏的批评，反而辨解说，自己译书不是望“学童受其益”，而是给“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看的，认为“近俗之辞”只为了便利”市井乡僻之不学”，对于文艺界，无异于凌迟之刑，“非革命也”。从理论到实践，严复始终坚持他的古雅文笔。
“古雅笔调”与“通俗词语”之争也正是当时文坛文白之争的一个反映。无疑，严复坚持的是 一种保守的文学观。
同时，译著虽客观上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但从动机看，却是错误的。严复认为要救国必先开启民智，只要民智提高了，即使亡国，“亦得有复苏之一日”，所以他摒弃一切，“惟以译书自课”。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对革命，甚至指责梁启超“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语所谓出风头之意多。”鲁迅在《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中说：“先前认真译过好几部鬼子的书，趋时”的严复，这时却变得不敏锐了，“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可见，严复在文学译著上的复古与其思想的保守性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