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与“渐变论”之争的启示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称为地质学的“英雄时代”此时学派林立，众说纷纭。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G·Guvier1769—1832)提出了“灾变论”。他在《论地球表面的变动》一书中，根据巴黎盆地发现的大量生物化石与地层的关系，得知：地层越深、越古老，则所含化石种属与现代种属差异越大，有些已灭绝。他指出：连续地层中的不同化石种属是在每一次突然灾变后重新创造的，而灭绝了的种属则是在灾变中死亡的。他认为地质演化是由于一系列突然灾变所致，如地壳突然升降，海陆瞬间变迁，气候短期骤变，洪水刹那泛滥等。《圣经》中的摩西洪水，就是地球表面的最后一次灾变。每次灾变后，上帝重新创造万物。该理论在19世纪初曾占统治地位。19世纪30年代，英国地质学家赖尔(lyell，Charies1797—1875)，提出了“渐变论。”他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根据对欧洲进行的广泛地地质调查，批判了“灾变论”，认为：地球表面和地层，既非不变，又非灾变，而是进行逐渐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各种自然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突然灾难。他把这种作用力分为两大类，即水成作用和火成作用。恩格斯对此曾予很高评价，指出：“‘渐变论’打破了自然科学史上保守思潮的 一个缺口，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此后，渐变论广泛地被人们接受，在地质学领域中统治了近200年。“渐变论”的胜利，并不意味，这一理论就是绝对真理，“灾变论”就是完全错误。后来，随着地质学的发展和新科技手段的应用，人们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科学事实，进一步支持了“灾变论”的观点，使它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灾”、“渐”之争告诉我们：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不能因一派学说占统治地位，就被视为绝对真理。也不能因另一派学说有缺点就全盘否定。事实上“灾”、“渐”两种理论各有正确的一面，也各有一定的局限性。两派之争都对地质理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只有百家争鸣，才能促进科学不断发展。“灾”论本身恰好驳斥了不变的谬论，但它否认由量的积累而产生质的飞跃，把飞跃看成是突然灾难，割断地质发展的连续性，臆猜造物主的主宰，显然是错误的。“渐”论强调地质变化是逐渐地、缓慢的过程，冲破了永远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但它又否认质变，认为形成地质变化作用的各种力量是不变的，显然这也是一种机械论的偏见。地质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全局出发，正确把握分析与综合、量变与质变，连续与间断，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才能推动地球科学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