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独步的张山人终局悲惨

北宋是我国古代曲艺高度繁荣时期，各种民间说唱竞相发展，“说诨话”就是其中一种。所谓“说诨话”，极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单口相声，是一种滑稽诙谐喜剧性极强的表演，它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张山人。

张山人本名张寿，山东兖州人，大约出生于北京天圣五年至十年间(约1027—1032)。张山人大约在至和三年(1056)来到都城汴梁，在“瓦子”里“说诨话”。关于张山人的事迹，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只是从一些书籍中能见到一些简单的记载。如在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二中载：“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犹未盛也。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可见“说诨话”在张山人之前已经出现，但成就和影响不大，只是由于张山人的努力，才使它声名大振，笑满京城。洪迈在《夷坚志》卷十八中称张山人的“诨话”：“其词虽俚，然多颖脱，含讥讽，所至皆畏其口，争以酒食钱帛遗之。”这表明张山人所说的“诨话”具有很强的讽刺性和针对性，而且语言通俗，机巧善辨，在嘻笑诙谐和看似鄙俚无赖中揭露世相，表现真理和正义，因而大受人们的欢迎。关于张山人“说诨话”的内容，在《春渚纪闻》里的《张山人谑》里有一条记载，说：“绍圣间，朝廷贬责元祐大臣及禁毁元祐学术文字，有言《司马温公神道碑》乃苏轼撰述，合行除毁。于是州牒巡尉毁拆碑楼及碎碑。张山人闻之，曰：‘不须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带一玉册官，去碑额上添镌两个‘不合’字，便了也。’碑额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只用“不合”二字，便把朝廷间为争权夺势而相互倾轧的无聊之举暴露无遗，这就是张山人的“诨话”的高明和力量。张山人的“诨话”中最为时人和后人称道的是十七字诗。这种诗语言俚俗，短小精炼，又滑稽多讽，影响非常大，据《渑水燕谈录》卷十中记载：“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山人寿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不过这种诗的具体体制和内容，因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得其详。但是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有过一段记载，我们从中可以想见到这种诗的约略情形。这段文字是：“正德间，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诚，而神无感应。无赖子作十七字诗嘲之云：‘太守出祈雨，万民皆欢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守知，令人捕至，责过十八，止曰：‘汝善作嘲诗耶?’其人不应。守以诗非己出，根追作者，又不应，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诗，则恕之，否则罪至重刑。’无赖应声曰：‘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守亦晒而逐之。”可见十七字诗是五言三句，二言一句，传神处在最末两字，如同今日的三句半。我们从中可以想见张山人以此作艺，加以辅排陪衬，“说诨话”会是何等的效果了。

张山人们“说诨话”为业，在汴梁作艺三十多年，他不仅以自己的艺术赢来温饱，也给生活在黑暗和压抑之中的老百姓带来几分欢笑。更重要的是他还以高明机智和充满正义和理想的笑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当然这样做也必然会遭到统治阶级和正统观念的打击和排斥。所以他的“诨话”始终是作为鄙俚无赖之言而加以贬低和排斥，致使我们不能见到他的艺术的真正光彩之处。更令人可叹的是，这样一位有胆有识，才智过人的著名艺人，晚年生涯十分凄凉。他晚年因倦于卖艺，就由汴梁返回故乡，结果死于途中。但张山人的准确卒年已不为人知了。如今我们只能从一首十七字诗中，对他终年的悲惨结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首诗写道：“此是山人坟，过者应惆怅。两片芦席包，敕葬!”一个黑色的幽默，贴切而深刻地描绘出一位喜剧艺人在封建社会中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