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中的宗派主义
1928年，新文学的中坚力量纷纷云集上海，准备以恢复《创造周报》为中心新组成一个进步的文学阵营。但这一计划被一批新从日本归来的先进分子所阻止了，随后就爆发了一场毫无理论意义可言的论战。这就是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
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向文学提出了改变本质的要求，要文学及文艺工作者去承担非文学的所谓历史责任，所谓“一切的艺术，都可称之为宣传的艺术”“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今天看来，这是完全否定文艺本质的观点，但当时这却是衡量是否是革命文艺的试金石。鲁迅由于不赞成夸大艺术的武器而被斥为“走狗”。
纵观现代文学史就会发觉，这种非此即彼的论争并不是特殊的现象，尤其在革命文艺界中，它完全是以宗派主义面目出现的。1928年的论争，就是其先河。随后，左联也不断出现宗派主义内耗。而对外，与梁实秋、胡秋原、苏汶、林语堂等人的论战，无非就是不给自由主义文学以立足之地，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是极其脱离现实的主张。
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在于革命文学倡导机械地解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将二者的关系绝对化，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在文学是政治的留声机的前提下，把凡不同意此观点的作家都归为反动，凡不附合此要求的作品都称为资产阶级的麻醉剂。
在组织上，他们把文学团体视为政治团体，把“左联”变成近乎秘密政党的组织，对加入左联设置了种种苛刻的规定。这对内使得成员感到创作受到极端束缚，对外，严重排斥了广大的革命文学的同路人。
宗派主义，给革命文学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与教训。但几十年来，宗派主义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终不见有人出来打。相反，每当重大的政治任务来临，文学就尴尬地负起并不适合于他的重任，并且把胆敢怠工的人斥得无处藏身。这不能仅仅从错误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找原因。封建意识所带来的山头主义，唯我正宗的思想，一旦披上革命的外衣，就不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偏颇，而是一种深藏于文化心理中的毒瘤。新文学几十年的教训都说明了封建意识的不自觉泛滥以及对文学的过分要求是形成宗派主义的直接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