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难封，苏轼不相

李广与苏轼，一个是西汉的名将，一个是北宋的文豪。这一武一文，活动的时代相距一千余年，命运却相似得毫无二致。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才望，天下无双。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从来“不为后人”。由于力战出名，被匈奴人誉为“飞将军”而避之数岁。文帝刘恒曾称赞道：“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但终李广一生，“官不过九卿”，俸仅有“二千石”，“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晚年还屡遭排挤，被迫自戕。难怪唐人王勃曾为“李广难封”之叹。

《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皆为一时之冠。二十岁进士后，壮心不已，又与乃弟苏辙一同参加制科考试。仁宗赵祯读其进策，退朝后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子孙们选得两个宰相了。”然而，苏轼终究未能当上宰相。由于才华横溢，锋芒毕露，还差一点丢掉了脑袋。晚年远窜岭海，受尽磨难，最后死于遇赦北归途中。

李广何以“难封”?苏轼因甚“不相”?世人所谓“数奇”、“杀降”、“不加韬戢”之说，皆为齐东野人之语。如果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用人之道考察，盖出自“才高”、“出众”之故。

才高反倒“难封”，出众反而“不相”，看似十分矛盾，实则与中国的国情契合得天衣无缝。社会对人才的用舍，本当是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但由于贤者往往具有独立的人格、超凡的才华和创造的精神，常常被世俗之辈目为不合时宜而横遭压抑，甚而被传统的用人观念所吞噬、湮没。反之，倒是不肖者吃得开。这种人具有“皮球”似的造型和“皮冻”般的性格;无梭无角，无毁无誉。因此便于“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倘若仅仅如此也还罢了，偏偏不肖者又喜欢他们的下属和接班人比自己更不肖。“宁用不材以旷职，不肯变例以求人”。这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贤者居下，不肖者居上的用人之道。这种“优汰劣胜”机制的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便造成李广、苏轼诸人的“难封”、“不相”。这是导致龙的传人多人而少才的原因之一，也是导致我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解决的办法，首先当是为政者在人才问题上观念的变革，即欧阳修所说的“尽去寻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论军中选将札子》)。这样，庶几能使各行各业的“李广”、“苏轼”们将自己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永远不为“对难”、“不相”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