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共河的管理

清代260多年间，黄河决口频繁，灾情严重。由于黄河的安危关系到运河的畅通，清朝廷对于河工极为重视，康熙帝把“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上。清代对黄河如临大敌，总河都兼兵部尚书，把治河组织按军事建置看待，设河、道、厅、汛、堡各级。

清代黄河各工分为岁修、抢修、另案、大工几个类型。岁修即冬勘春修，是安全度汛的前提。抢修是在桃伏汛内抢办各工。另案又分常年另案和专款另案，比岁修抢修工程量稍大。大工是指特别拨款的专款另案。

工程的修守有“四防二守”：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官守，民守。

河工经费来源主要有：1)各部司库拨款，主要是户部。2)各省额征河银。3)商捐(劝捐)。4)摊征、捐监等名目。河工耗资巨大，用银总是以河防关系重大为名，多方搜刮。

为了多支钱粮，河官经常虚张声势，谎称险情。例如决口，“有盗决，有故决，有修筑不坚而决，例处紧严，急宜讳之，大概总以漫溢具报”。所以清代决口，绝大部分是漫决，其中假报的占有很大一部分。朝廷虽知其中有诈，亦无可奈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五月，朝廷谕：“似此漫无限制，于另案之外复添另案，无论帑项赢绌，日久将何以为继耶。推原其故，总由河员等奢靡相尚，挥霍性成，甚或假公济私，侵帑肥橐，以报险为恐吓，滥支滥应，丧尽天良。”道光二十三年中牟大工，堵口共用银达一千一百余万两。大工堵口，已成为河工舞弊的渊薮。甚有领帑竟不动工者，皆非别有神术，使管辖官不能以意查诘也。各种冒销之术，不可枚举。

清代河政的腐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制度本身的弊病。以官制而言，满汉分明，王公大臣官官相护，亲化组合，道台以下，均可花钱捐纳，河官也不例外。因此，新官上任，既不熟悉河务，也不想负责任，只能以搜刮钱财为能事。另外，上下官吏串通舞弊，已成风气。这些在官方的奏报中难以反映，但在野史中却有这样的感叹：“嗟乎，国家岁靡巨帑以治河，然当时频年河决，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决口，以图报销保举耳。”同时又愤怒指出，“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以供官员之挥霍”。：竭生民这膏血，以供伉官污吏之骄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贫苦”。这样的事实使后人看来感到触目惊心。但在政治黑暗的封建社会里，苛政猛于虎，官心似墨，民不聊生。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提倡廉政建设的今天，《清史》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