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苏联开禁作家的回归

苏联文学界80年代后期，为数众多的过去几十年内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和他们被禁止的作品重新被人们认识和评价，这被称为“回归”。文坛集中发表了一些引起社会广泛争议和注意的暴露性作品，它们或揭露某一阶段的错误和问题，或描写现实生活的弊端，真实地反映了一定阶段的历史和社会面貌，如艾特玛夫的《断头台》、雷巴科夫的《阿儿巴特街的儿女们》等等。这些当代作家的遗著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从1987年起，苏联还陆续介绍了十月革命前后不同风格流派的俄罗斯诗人，他们整理古米廖夫遗著并修建纪念馆。对阿·托尔斯泰在西方生活的那段时期的作品也以客观态度进行了评价。

列宁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方面。”这些回归作家也正是如此。

札米亚京《我们》超前地思索着高度工业文明和集权国家可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左琴科用诙谐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苏联二、三十年代长幅市井画卷，鞭鞑腐化新生活的蛀虫。帕斯捷尔纳克真挚地叙说了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的复杂而真实的关系。皮里尼亚《荒年》最初揭示出革命后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相当完备的断面。普拉东诺夫用象征和怪诞的艺术语言写成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真实地表现了革命人民对几十年来所走过的思想历程的反省。他们或用新现实主义风格(《我们》)，或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或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各自用自己独特的天才之笔为苏联文学史勾勒了一抹不可磨灭的明艳的色彩。没有他们，苏联文学史是不完整的。正象普拉东诺夫所说的：“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

社会是复杂的，大千世界不是一种色彩可以渲染出来的。生活本身呼唤不拘一格的丰富和复杂的个性。用一把划一的尺子来束缚压制多样性的创作风格和艺术视角是造成这些作家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悲剧命运主要还不在于“自愿”流放(如札米亚京)，自愿放弃接受诺贝尔奖(如帕斯捷尔纳克)，生活贫困、衣食无着(如普拉东诺夫)和拖着老病的身子爬在地上剪鞋垫谋生(左琴科)、甚至被杀头(古米廖夫)，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才华鼎盛时期被扼杀了创作生命，象左琴科不得不否定自己独特的熔讽刺和抒情于一炉的风格，而去“诚心诚意”地写关于好人好事的好故事。

作家当然不幸，而更大的不幸是人民和社会。有一位苏联评论家在1966年，临死的前一年曾说过：“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被当作杰作……而优秀的作品却束之高阁，……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这些优秀之作如果“写完之后就能与读者见面，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而且那些优秀作品如果能及时发表，所产生的启蒙作用和连锁效应也难以估价，苏联当代文学艺术的成就也就会比现在不知要宏大多少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