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官商制度

清政府的对外关系是闭关自守，但又不能完全闭绝，只得开放广州一口与外洋贸易。但是既然允许贸易，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买卖和管理的问题。清政府的重点放在防夷上面。于是在对外贸易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种极为严密的官商制度，外商的一切买卖活动必须通过清政府批准设立的行商来进行。

行商通称十三行，其实行商数字不一定是十三家，有时多于十三家，有时少于十三家。如1757年多达二十六家，又如1781年少到只有四家。

行商是经过清政府批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特权商人。一个行商除了他的本名如潘振成、卢恒观、伍秉鉴与行名如同文、广利、怡和之外，还有一外对外通称的商号，称为某官，如潘启官、卢茂官、伍浩官。行名和商号是世代沿用，父子相袭的。所谓某官，是一种尊称，而且一般行商，也多数捐有官职。行商的性质，属于半官半商，如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中曾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之句，就是把行商称为官商。

行商是一种垄断性的商业组织，凡是外商的一切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的一切出口货物由其代办。独占商务，划一市价，不许竞争，不许经售劣货，拖欠货款。同时，外商应缴的出入口船钞货税，由其承仓代缴;外人居住行动，亦由其照料约束;中外交涉事件，亦由其居间经办。行商一方面垄断中外贸易，一方面又是外商与中国政府之间联系的唯一媒介，实际上负有商业与政治双重任务。

行商是一行的负责人，另外还有通事、买办、银师、工役等等。这些人物在商业交往中各有其专职，但在监督外国商人方面对政府起保证作用，并又互相保证。到1745年(乾隆十年)，清政府把保甲制度的成规推行于行商。“行”与“行”互保，同行倒闭，各行行商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行商”保“夷商”，夷商生事或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是所谓“保商制度”。这种“保商制度”自1745年以后，不断修订，补充，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的防范外夷规条至1835年(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卢坤奏准的管理外夷办法，至少经过大小六次的修订。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形成一个以监督外商为主要任务的错综复杂的保证系统。按规定：“夷商”只能同行商交易：“夷商”交易完毕，不能留在广州过冬，留驻广州期间，行动上予以严格限制。更不准携带武器，与内地勾通消息。为了防止违反规定的“作奸犯科”行为，建立了行商保通事，通事保雇买办，买办保雇小工的所谓“层递钳制”的保证制度。

总之，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清政府为了达到闭关自守、防夷的目的，首先把对外贸易的渠道限制在广州这个狭窄的地区，然后又在这一“瓶颈”地带实行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制度。

清政府推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层递钳制的官商制度，它给后世留下一条教训：政府对外贸易管得过死，限制过多，手续繁琐，不利于经济的妈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