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兄弟办银行“窝里斗”

中国民族资本中家族企业居多，其结果，一方面有血缘及亲情关系作纽带，可能有利于加强内部的凝聚，但另一方面，封建传统痼疾难化，兄弟之间意见不合，互相争斗，还有甚于外人。往往由此导致企业分化，力量消亡。

旧中国重庆的著名富商杨文光传下嫡亲兄弟五人，加上嫡堂兄弟共十人。都在杨氏企业中负过重要责任。辛亥革命后，杨文光之子杨希仲与杨粲三以日本“三井”财团为模式创办了四川最早的一家民营银行——聚兴诚银行，1915年3月16日在重庆正式开业，杨文光任事务员会主席。创业伊始，杨氏父子摩拳擦掌，立志要使聚行象“三井”那样“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地存在下去年。”(杨粲三语)。这时，全家合衷共济。想尽办法吸收游资，并翻新十几种富有吸引力的收储方式。在杨氏父子弟兄的通力合作下，聚行自1915年至1920年这三届(每两年为一届)结算，每届均获厚利，共计纯收益一百三十多万元。杨家兄弟除银行外，并设立了外国贸易部、航业部、商号、、字号和十几种洋行的代理、经销处，杨氏家族财团的雏型基本形成。然而事业兴旺的同时，兄弟之间权利名位之争，也日益激烈，业务明显受挫。集中表现在银行总经理杨希仲(大排行第三)与杨粲三(大排行第五)的“三、五之争”。两兄弟对杨氏集团未来发展趋势看法完全相左，杨希仲主张各面兼顾，互相支授，拉开战线，同时并举;杨粲三则主张突出银行中心地位，再及其他部门。杨希仲宣言说：“这是进取与保守的分歧”，杨粲三则表示“这是一敛一侈之争议。”双方对立、相持不下，互不相让。从实际工作看，杨希仲主持的外贸部开支过大;杨粲三有主观武断倾向。老五对老三的工作很是不满。老三则认为自己名为总理;大权已旁落老五之手，一度登报声明，不负银行责任。兄弟之争越闹越大，以至公开到了社会上。银行事务员会成员皆为杨氏族人，感到二杨各有所长，当捐弃嫌隙，共谋大业。谁知调解无效，双方矛盾越演愈烈。1919年春节，杨希仲乘船回渝，杨粲三买舟东下，二人在云阳不期相遇于桓侯庙下，一时出于手足至情，竟相互抱头痛哭。待到泪尽泣收，又各坚持己见，在船上吵了一整夜，次日清晨，各自上路，不辞而别。1923年总行迁到汉口，两人上班你走东楼，我走西楼。都无丝毫让步的意思。矛盾如此尖锐，人际关系如此紧张，双方在事业上必疏于谋略。于是业务再受其害。先后发生了哈尔滨分行亏折、北京分行倒帐、天津分行赔累等等;四房弟兄杨芷芬、杨仲晖唯恐危及自身利益，又擅自调集和抽走四房所投资金，违约退出了无限责任股，致使聚行元气大受挫。举步维艰，处处被动。杨希仲受不了强烈的刺激，而他本是一个极要强的人，终于1924年11月在汉口自杀而死。一时外间谣言四起，汉行、渝行均发生提存挤兑风潮，形势芨芨可危。难关渡过之后，杨氏财团在汉口召集成员会议，决定由杨粲三主持聚行，采取了“逐步收敛以固行基”的整顿方针。“三、五”之争到此结束。经过整顿，逐步增加了收入，节省了浪费，填补了亏损，才使银行摆脱困难，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