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苏轼·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1】。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2】，无故加之【3】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4】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 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 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 以刀锯鼎镬【5】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6】，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 以匹夫之力， 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 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7】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8】牵羊以迎。庄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 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 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 而命以仆妾之役， 油然而不怪者， 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 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 项籍之所以败者， 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 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9】; 高祖忍之， 养其全锋而待其敝， 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10】破齐， 而欲自王， 高祖发怒， 见于词色。由是观之， 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 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 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 不称【11】其志气。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注释】
【1】 节： 故事能把握分寸。
【2】 卒然： 突然。卒同“猝”。
【3】 加之： 遭到侮辱。
【4】 所挟持： 指心中赖以寄托的抱负、志向。
【5】 鼎镬： 煮人的锅， 一种酷刑刑具。
【6】 贲、育： 古时的两个大力士， 名孟贲、勇育。
【7】 鲜 (xuan) 腆： 不讲礼貌。
【8】 内袒： 解开衣襟， 露出肩头胸口的皮肤， 表示情愿对方责打。
【9】 轻： 轻率。锋： 精锐兵力。
【10】 淮阴： 即韩信， 因战功卓著被刘邦封为齐王， 汉立国后改封楚王， 后被告谋反， 降为淮阴侯， 被杀。
【11】 称 (chen)： 相当。
【赏析】
东坡一生文采大气， 佳作天成， 诗、词、文、赋均达到了当代的顶峰， 这不但与他的为人、秉性、气质密不可分， 也不能不说是得利于他顿宕的仕途经营。他历尽坎坷， 屡进屡退， 受新旧各党打击， 仍能洁身自好， 不入浊流， 孤傲难羁， 表现了一个为宦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看到东坡的一生困顿， 很难想象他在年轻应制时会有《留侯论》这样一篇相当“老成”的文字， 而这篇文字论的恰恰就是他一生都没有做好的那件事——“忍小忿而就大谋”。
东坡的思想有一个从儒学一尊到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过程，这大约与他那坎坷的政治经历不无关系。本篇的“忍”，则明显不同于佛家的“物忘相忘，身心皆定”;也不同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还是与孟子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相类，总结的是地道的儒家政治斗争的经验。文中所举数例，如子房、郑伯、勾践、刘邦等，均是因“忍”而成就了大事业，甚至得了天下，这与佛老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属论辩体散文，以分析事理，辨明是非为主，又有很强的文学性，东坡师承先秦诸子及汉初贾谊、晁错、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等人，写出了《贾谊论》、《留侯论》等论文，他长于议论，思接千古，语言明快犀利，说理透辟，所以南宋的叶适称他是“古今议论之杰”。
留侯张良(?——前186)，字子良，城父(今河南郏县东)人。先辈事韩国为相，韩被秦灭后，子房倾家财而求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以百二十斤铁锤狙击秦始皇，未中，遂更名改姓逃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汉立国后，因功封侯，依封地名称留侯。传说他未发迹时在下邳桥上遇上黄石公，后者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拾起来给他穿上，张谦恭地照办，如是者反复三次，黄石公说：“孺子可教也，”就将《太公兵法》一书授与张良，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此后的事情当然是证明此说不谬。
《留侯论》是作者青年时代应制科考试时的文章，但却写得新意叠出，雄辩滔滔，有着论辩文必不可少的磅礴气势，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道出了气势的重要性。本文发轫，即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天下有大勇者”;一方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见辱”“匹夫”，以揭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就在于能够“忍小忿而就大谋”。依此主旨，在以后的论述中，作者展开了对张良性格的生动描述，并采撷史实，一例接一例，形成一股先声夺人的气势。
《史记·留侯世家》最先记载“圯上受书”之说，此后历代沿用不疑，这位“下邳亡命者”身上也包裹了一层近于荒诞的神秘外衣。苏轼如果沿用《史记》的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利的：一是张良在战争中刻苦磨砺，终于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的真实风貌会受到损害;二是本文借助张良的成熟过程来证明“忍”会成人之事，将失去依托，无法立论。这样一篇大文章，只是炒冷饭，对于善写翻案文章的苏子来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针对已成定论的司马迁言，他指出：“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这可以说是点石成金之言，张良能在楚汉相争这样艰巨、复杂的战争中，清醒地审时度势， 辅佐刘邦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百战不殆， 表现了作为“帝者之师”的足智多谋， 并非得力于什么神仙点化， 而是因为隐者对他的启发及授书所致。当然，——依本文所说——也与“忍”字密不可分。
作者还有一个新的见解， 强调圯上老人的堕履和三次相约， 是因他“以为子房才有余， 而忧其度量之不足， 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 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而并不仅像《史记》中所说是授书过程中的试探手段。换个角度讲， 司马迁强调的是“书”， 这书有神气， 老人经考验后授与张良，从而成就了他的功业。而苏轼强调的是“忍”， 老人堕履是为磨练张良的忍耐力， 使他做到“彼其能有所忍也， 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苏子的高明处在“且其意不在书”。像《太公兵法》那样的书， 本不神秘， 它只有掌握在能“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豪杰之士”手中， 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作者在深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掘。
苏子为使他的观点更臻完备， 还使用了反证法。秦灭韩后， 张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 想借一个普通刺客的力量， 逞强于一次单纯的狙击之中， 几乎丢了性命。“以盖世之才， 不为伊尹、太公之谋， 而特出于荆柯、聂政之计”，“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清代李扶九在评论此事件时说：“子良博浪之击， 倘使其时真中， 子房必与始皇俱死。而其时， 斯、高之谋未萌， 扶苏尚在， 恬、毅诸将无恙， 秦未可亡也， 虽其忠肝义胆，震动天地， 而自达者祖之， 其行事不犹孺子之为乎?”一句话， 子房差点帮了秦国大忙， 延长了秦朝的寿命。
论辩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叫作“事类”， 即引证同类事例阐明作者本义， 反过来又证明这个本义具有普通意义。东坡引用了“郑伯逆楚”、“勾践困吴”等故事， 表明郑伯“肉袒牵羊”， 向楚庄王表示服顺; 越王勾践“归臣妾子吴”， 向吴王夫差表示卑贱; 刘邦面对百战百胜的项羽，“养其全锋， 以待其敝”， 他们决不是软弱地任人宰割， 而是豪杰之士的负重忍辱、深谋远虑。他们的举动与少年张良在博浪沙的“匹夫之刚”形成了照明对比， 前者似弱而实强， 后者似强而实弱。这是照应前文“天下有大勇者， 卒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的一段议论， 举事类义， 文势铺陈回荡， 扣接得贴切、巧妙。
作者在论辩时， 不仅靠立论、推理， 而且也较多地借助了张良的形象， 这是本文的又一特点。张的形象大约分几部分来刻画， 先是写他不谙事，“逞于一击之间”; 再是老人磨练他的性情， 授书与他; 然后是写韩信请立假齐王一事。刘邦堪称能“忍”的高手， 项羽百战百胜， 他可“养全其锋”， 但“淮阴破齐而欲自王， 高祖发怒”， 并且“见于词色”了。说明老谋深算的刘邦，“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 非子房其谁全之”， 这又是一个对比。此时的张良已从低层次的匹夫之烈解脱了出来， 而代之以“帝者师”的伟岸形象了。这个变化过程全在于从“忍”字中悟到了“警戒之义”。
从文中史实看，所记的几个事件，特别是楚汉战争的胜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更深远的历史条件，仅仅归结为“忍”与“不能忍”的个人修养和气质，显然是片面的，苏子善作翻案文章，翻案常常伴随着矫枉过正，本文又是他年轻时的应制之作，有一些偏颇也就不足为怪了。
“牝牡骊黄”无法区别千里马和凡马，这一点在本文结尾处得到证明。“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过去有人评论此文以“浓墨开题，淡语作收”，举重若轻，寓至理于浅显，宕出远神，使读者在此神来之笔处产生丰富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