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笔记第七
礼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着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地去修身养性，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每一步都是秉承礼仪而行的。对于自身而言，舍弃礼制去谈论道德毫无意义；对外而言，舍弃礼制去谈论政事也毫无意义。因此掌管六艺的官员制定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并用《周礼》命名此书。春秋时候，懂得礼仪、善说辞令的士大夫，常常凭借这个使他人信服使国家强大。战国以后，人们都把关于礼仪的知识视为礼制的要求，束缚自身，这就是女叔齐（春秋时人）讥笑的原因。荀卿、张载等人谨慎地以礼为事业，可以说是知本好古，不随波逐流。近代的张尔岐作了《中庸论》一书，凌廷堪作了《复礼论》一书，从书中的内容也可见古代先王圣贤关于礼制的痕迹。秦蕙田编写了《五礼通考》一书，把天文、算学辑录进去，列为“现象授时门”；把地理、州郡辑录进去，列为“体国经野门”。如果从着书的体例来说，这或许有些驳杂，不够精练，但从书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了古代礼仪应有的全部内容，这是值得肯定的。
赦
【原文】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祎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子。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的人治军。
【译文】
牧马人的任务，就是除去那些危害马群的马；牧羊人的任务，就是除去那些扰乱羊群的羊。统治天下百姓的道理，同样也是这样。诸葛亮治理蜀国时，有人进言说应该以宽松的政策治理蜀国。诸葛亮回答说：“统治天下应该施以大恩大德，不应倡导小恩小惠。这也就是匡衡、吴汉不愿施以宽松政策的原因。先帝也曾说：‘我经常听到陈元方、郑康成关于治理国家的言论，他们说的算是很详尽了，但都不曾提到用赦免的政策。你看刘表父子，年年实行大赦，可对辖地的治理又有什么好处呢？’”诸葛亮以严格的政策治理蜀国，被后人称为贤臣。此后费祎主持朝政，以宽松的政策治理蜀国。河南的孟光谴责费祎说：“赦免政策有枯败的气象，这不是昌明之世所应该有的。”我曾看见过家有不肖之子的，他的父亲曲意宽容他的过错，其他的儿子也便纷纷效仿，最终都成了不肖之人。还曾碰到过有士兵违反了军纪，主将鞭打不够规定的鞭数，就轻易赦免了违纪的士兵，此后更多士兵傲慢无礼，经常戏侮他的上司官员。由此可知，对他人的小恩小惠往往成为施行大恩大惠的祸患，政策过于宽松是管理不好百姓的，对孩子过分宠爱是管理不好家庭的，对士兵过于宽松、纵容是治理不好军队的。
世泽
【原文】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缙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推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祖宗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译文】
凡是那些在志趣、学术上确实超过常人的人，他们在自身上的修养、家庭中的式范必定会有流风余韵传给子孙，影响乡里，这就是所说的君子之泽。君子之泽中大约有三个方面最值得称善，即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这方面，比如韦玄成评议礼制，王吉传颂经论，虞家、魏家的子孙，顾家、陆家的后裔，代代都有名人出现，无法尽述。我们这个朝代比如桐城张氏，自张英之后，高官学者，世代增添张英的美名。宣城梅氏，自梅文鼎之后，世代精研算学，他的六世孙郎中梅曾亮，自称没有继承贤人的功业，但他所写的古文诗篇，深受当时人推崇。高邮王氏，自王安国以后，世代都是名儒，而王念祖的训诂学确实集古今之大成。我在张、梅、王三家面前，常常是低头徘徊或是仰头叹息，自愧不如。礼让之泽这方面，比如万石君的廉洁严谨，富平侯的庄敬慎重，唐朝河东柳氏，宋朝蓝田吕氏，一家之人都是彬彬有礼，带有君子风范。在我平时所见到的近代那些官宦贵族中，还没有遇到过尊崇礼法却没有使家族兴旺、习性傲慢却不导致败家的情况。稼穑之泽这方面，首先想到的是《豳风·七月》，讲述周朝以农事创立王业的艰苦，将民风导向淳厚，在诵读中可以体会出来。近代张敦复的《恒产琐言》、张杨园的《农书》，用意极其深远。我私下认为稼穑之泽比诗书、礼让之泽更加广阔持久。我的祖父光禄大夫星冈公曾经说过：“我的子孙即使将来做了大官，家中也不能废除祖宗旧业。”美好的家训啊，真是至理名言！可以作为万世法则。
悔吝
【原文】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译文】
吉、凶、悔、吝四者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吉”，并非只有祥瑞之兆才能称之为吉，只要行事恰当，举措合适，没有世人非议，也不触犯神鬼，就可称之为吉。但如果上述做得过头，就是吝了。天道妒忌溢满，鬼神谋害盈余，太阳过了正午就会开始偏斜，月亮达到满月就会开始亏缺。《易经》上的爻辞经常说“占卜为吝”，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易经》上所阐述的道理就是：应当随着变化而改变，以达到最佳状态；如果想永久保持最佳状态而不改变，其结果势必带来遗憾和惋惜。凡是行事过了头，不管是好事坏事，即使是十分完善的美好之举和相当宏大的德行之事，稍微过了，那么因过分而产生的不利之事将随之而来。我在京师为官，为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求阙斋”，就是唯恐追求盈满而带来悔吝，以此来警戒自己。人无论贤愚，遭遇凶险都知道后悔，如果早日悔过便可逃过灾祸，故而说：“不会有大的罪过，是因为心中存有悔意。”震动心意，坚忍心性，是担当大任的基础；倾侧身体，修养行为，是中兴之道的根本。自古以来能够成就大业的，没有不遭受过心意困苦、忧虑满胸的，也没有不经历过痛改前非、悔过自新的。困患会慢慢招致灾祸，而悔改则使其渐渐趋向吉顺，故而变化的最大法则，没有比悔改更好的了，没有比过分更坏的了。我家的子孙后代，若要自修而免于过错，有两句话要牢记，即：“不要沉溺于享乐之中，要时常保持反省过失的心态。”
儒缓
【原文】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
《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褒衣大祒，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尺。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巨，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
【译文】
《论语》两次说到“聪敏而有功效”。聪敏有先天就有的，如才艺丰富，裁决果断如同流水，这不是能经常遇到的；有后天努力而具备的，别人付出十分我付出千分，习惯勤奋从不中断，长期坚持即使中等才智的人都能达到聪敏的程度。我生性愚钝，别人读书一目二三行，我有时快读甚至都不能看完一行；别人片刻就能立即办好的事情，我有时沉吟几个小时都不能终了。阳湖一个名周腾虎字弢甫的朋友曾经说过我儒缓不能及时办好事情，我自己也深以舒缓而惭愧。
《左传》中齐国人责备鲁国国君不回应稽首之礼，因而作歌唱道：“鲁人的迂缓，多少年都不明白，可以让我们远图，因为他们只读儒书，深以二国的行动忧虑。”这首歌说的是鲁国人喜好儒术而有皋缓的缺失，因此二国前来兴师问罪。《汉书·朱博传》记载：齐部借舒缓来培育名望。朱博捋起胡须靠近几案说，看来齐国人是想以此作为地方风俗啊？于是全部罢斥所有的随员。门下随员赣遂是个年岁高的大儒，跪拜起来舒缓迟慢。朱博说赣老先生不谙习吏员礼节，命令主簿教他，闲时练习跪拜起身。又认为各部官员多穿宽袍大裤，不合节度，下令所有随员的衣服都离地面二尺。这也是厌恶儒学礼仪的舒缓不足以成事。《通鉴》中记载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的弟弟宋澄，处理政事的能力超过臣，但唯恐他办事儒缓，临机处决之事不能称职。”胡三省注释说：“大凡儒者多习于舒缓，而不能抓住时机去迅速办事而致成功。”大致说来，儒术不是毛病，遵从儒术而导致疏缓，从政则大多会积聚滞留公事，治军则缺少可以乘机获取的功劳。
名望
【原文】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译文】
知识越高，那么上天让他肩负的责任就越重；名望越重，那么鬼神对他行为的监察就越严。所以君子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不肯与众人比较长短。反之，君子如果与普通人比长论短，就是欺辱自己的知识，欺辱上天了。君子的名声向来尊贵，更不肯以鄙陋浅薄的言论而招致神明的讥笑和责怪。
居业
【原文】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调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译文】
古代英雄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有根基。比如汉高祖占据关中，光武依据河内，魏国凭借衮州，唐朝依仗晋阳，都是先占据一地作为基地，然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君子修道，也一定要有所说的根基作为基础。一般要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这就像居住的房子，宏大表明居住的人多，庇护的人多；诚信能使根基更加稳固，结构更加牢实。《易经》上说：“在宽敞的环境中居住。”这就是所说的根基宏大。“言行要以诚信为本，才能建立功业”，这就是所说的诚信。大程子曾说：“大道浩瀚无边，应从何处入手呢？唯有坚守诚信才能找到建功立业的地方。”诚就是忠信；修身反省自己的言辞，为的就是守住诚信。倘若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全被淹没了，因此人也就难以立足了”。我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的建功立业。如今的人常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道理。子张曾说：“拥有德行却不发扬，信奉道义却不笃诚，那么这是拥有呢？还是没有呢？”也就是说倘若不能使德业发扬，并坚守诚信，那么学识和见地就会显得肤浅没有根基，说这些知识是我的，全无道理，说这些知识不是我的，也全无道理。这样的人最终必将没有任何功业可建。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之理就在这里了。
英雄诫子弟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袛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用钱，不可过三十万，皆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心胸恢宏，胸怀豁达，规模远大，高瞻远瞩，但在训诫子弟方面，却始终保持着谦恭谨慎、俭朴退让的态度。
刘备临终时训诫太子刘禅说：“注意啊注意！不要因为错恶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良善小就不去做。只有贤与德，才可以让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效法。你与丞相共事，待他要如同父亲一样。”西凉国李暠亲手写下训诫诸子之语，认为“管理政事的人，应当慎重对待赏罚，不要听凭自己的心随意爱憎，亲近忠诚正直之人，远离奸佞阿谀之人，切勿让身边之人私自凭借权力作威作福。面对诋毁和荣誉，应当仔细审核，辨明真伪。断案结案，一定要和颜悦色，依从事理，切不要猜测、恐诈、揣意、固执。说话要轻声慢语，不能倚势凌人；审判要集思广益，不能自我专断。我临政五年，虽然未能使百姓安宁，但能做到宽宏大度，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可委以心腹，无论新朋还是旧友都不辜负。处置事情公平坦荡，一视同仁。刚开始觉得眼前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经略远图还是很有好处的。我这样处理国事，大概可以无愧于前人了。”
宋文帝委派弟弟江夏王义恭统领荆、湘等八州军务时，写信告诫他说：“如今天下正处于艰难时期，国家事业重大，虽说只要坚守就可以了，但实际做起来却是困难的。兴衰安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担着，怎么可以不以王业为念而深感责任重大呢？你的性情过于急躁，志向拘泥古法，想法一旦无法兑现，意念便不复存在，转而盲目听从别人，随意改变，这些对事情的处理害处最大，应该想着克服抑制。卫青以礼节对待士大夫，以恩德对待小人。西门、安于因改变心性而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关羽、张飞处事偏于私情，主观臆断，也是不好。自己的行为，所做的事情，都应深深以此为鉴。倘若日后政局有变，太子年幼懵懂，司徒一定要承当周公的职责，你不可对新主不恭顺。到那时天下的安危，取决于你们两个人了。你个人一月所用资财，不能超过三十万，若能少于此数更好。西楚的府邸，可以稍微布置一下，应当无须求取新异而改造。凡审讯狱案要多做考虑，不能妄加揣测，当时决断确实很难，到审讯之日，要虚心咨询，博采众议，切忌以个人之喜怒加于别人。如能做到择善而从，必会使自己受益匪浅，不能任意专断，借以夸耀独断的英明。封官授爵要慎重从事，不可随便授予，尤其对亲近之人的封赏，更应仔细考虑。我对于身边的人，虽然缺少恩德，但当听到他人议论，却不认为是评议我的过失。以高贵之身凌驾于他人之上，对方是不会甘愿屈服的；以威武之势强加于他人之身，对方是不会甘心顺从的，这些都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声色歌舞、嬉戏玩乐，不宜过头；赌博酗酒、打鱼狩猎一概不做；供给自用，都要有所节制；奇装异服、奇异宝器，不宜提倡。还当常常和臣下见面，见面不多，就彼此不亲近。不亲不近，就无法尽知人的性情；不能尽知人的性情，又如何来得知所有的事情呢！”
这几位君主，都是雄才伟略，有经营四海的志气，但他们训诫子弟，则主旨不多，思虑平易，收敛抑制很突出。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一位旷世豪杰，但他在告诫侄儿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说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但嘴里却不要议论。喜好评议别人的长短，妄自评说政法的是非，这是我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宁可去死也不愿子孙有这样的行径！龙伯高为人敦厚老实，办事严谨周到，说话合乎礼仪，没有不适当的，待人谦虚俭约而生活节俭，廉洁奉公且有威望，我爱戴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性格豪爽仗义勇为，以人之忧为忧，以人之乐为乐，他父亲去世时请客吊丧，几个郡的人都来了，我爱戴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学习龙伯高不像，还可以成为一个严谨之人，正如人们所说的雕刻鸿鹄不像还能像只鸭子；学习杜季良不像，则会堕落成一个轻薄之人，正如人们所说的画虎不成反倒像只狗了。”这也是谦虚谨慎地要求自己，收敛他的高远情怀，靠近于平实的道理。这是因为不这样，则不足以靠自己努力达到远大。隐藏得不严密，投放出来就不会准确。苏轼的诗“于是才知道真正的宽大本出于精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气节·傲
【原文】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敞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顾恺之不屑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恺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作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着《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汤，宋璟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
以傲加人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稽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觊，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诋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且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褊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彼其素所挟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故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讥耳。
【译文】
洁身自好的士人，大多讲究气节，但若讲究不妥当，就会流于傲慢而自己并未察觉。风骨气度是自己把握的；傲慢则是加在别人身上的。汉代萧望之初次见到大将军霍光，不愿意露出身体放下佩刀被人搜查，王仲翁讥笑他。萧望之说：“人各有志。”魏时孙资、刘放主事，辛毗不与他们二人往来，子敞规劝他。辛毗严肃地说：“我立身处世自有我的本末，就与孙、刘二人不同，大不了不让我做三公罢了。”宋时顾恺之不屑于在戴法兴等人面前降低身份。蔡兴宗嫌他的风骨气度太峻刻。顾恺之说：“辛毗说过，孙、刘只不过不让我做三公罢了。人的命运体性自有定数，不是智力所能改变的。”因而命令弟子原撰写《定命论》来解释。这三件事，都属于风骨气度把守自身的。若汲黯不愿屈居张汤之下，宋璟不礼遇王毛仲，这是因为他们位高望尊，随志行事，不能看做是风骨气度的表现，但也不能说他们傲。
以傲加于别人身上的，如盖宽饶对许伯，孔融对曹操。这种傲表现在言词上；稽康对钟会，谢灵运对孟觊，这种傲表现在神态上；殷仲文对何无忌，王僧达对路琼之，这种傲表现在礼节上；息夫躬历次诋毁朝中大臣，暨艳弹劾百官，这种傲体现在奏议上。这几个人，最后都没有尽天年而寿终。一般说来，人间忌恨盈满，鬼神庇佑谦抑，傲者内心自恃有才，流露在外则气势张扬，他心已经不坚定了。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人，仅仅将傲加在一两个人身上，尚且遭到报复，至于息夫躬、暨艳的广为得罪同朝之人，岂有能够侥幸保全的道理？
裴子野说：“倘若拥有超出一般的才智，就一定想有出人头地的地位。倘若拥有盖过世俗的志量，就必定不愿处在一般人的下面。这类人中能以道相守，以礼待人的恐怕很少？”一般说来，凡是心怀才智而背负奇巧之人，都希望别人异眼相看，倘若都一以概之，平等对待，不是他们所愿意的。韩信以与樊哙等人同列为羞耻，彭宠以得到的赏赐与别人无异而累计怨恨。他们向来自己期许很高，实在不愿和平庸之人平齐。君子处世的怨责，莫好过能安处于人的下面，莫不好过自以为骄傲自大。以齐桓公那样的盛大基业，葵丘之会上稍微有些倨傲矜持，而招致九国背叛；以关公那样的忠诚勇武，一个念头地矜持，则招来自身败于徐晃之下，城池丧于吕蒙之手；以大禹那样的圣贤操守，而伯益还用“满招损，谦受益”的话来勉励他；以郑伯那样的弱国君主，而楚庄王还说“郑国之君能居人之下，将来必能取信于民”。不自我矜持的，即使遭到危险也会转为安全；自我矜持的，即使身处安全也容易招致危险。自古以来，无论是国还是家，往往都是这样。故而依凭尊贵，依凭年长，依凭贤能，依凭原有功劳，都是孟子所不容许的；而有所凭恃而娇宠，有所凭恃而奢侈，有所凭恃而为非，有所凭恃而作乱，都是春秋时期士大夫所深为讥笑的。
成败无定
【原文】
汉晁错建议削藩，厥后吴楚七国反，景帝诛错而事以成；明齐泰、黄子澄建议削藩，厥后燕王南犯，建文诛齐、黄而事以败。我朝米思翰等议削藩，厥后吴、耿三叛并起，圣祖不诛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咸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发愤欲讨李茂贞，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厥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震。茂贞表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寻赐自尽。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挫败，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谢者，亦以见理未明之故耳。
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镇郡州，文遇力赞成之。厥后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译文】
西汉晁错建议削减诸侯王国的封地，此后吴楚七国叛乱，景帝以诛杀晁错而平定叛乱；明代齐泰、黄子澄建议削减藩王封地，此后燕王南攻，建文帝诛杀齐泰、黄子澄，但最后失败。我朝米思翰等建议削减藩王封地，此后吴三桂、耿精忠等三个藩王一起反叛，圣祖康熙不诛米思翰而最终平息叛乱。这三个案子最相似，或诛杀或宽宥，或成功或失败，都不一样。士大夫处置大事，决释大疑，只应当深思熟虑，探究是非，不必拘泥于往事的成功与失败，从而迁就一时的利害。
唐昭宗鉴于王室日益卑弱，发愤想要讨伐李茂贞，责令宰相杜让能专门主持军事。杜让能再三拒绝，说：“他日臣白白遭受晁错那样的诛杀，而不能消除吴楚七国的祸乱。”此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为震动。李茂贞上书请求皇上诛杀杜让能。杜让能说：“我确实早就说了。”皇上泪流不止，不能自禁，说：“与您永诀了。”这一天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不久便赐他自尽。这是无故受到诛杀，他的冤屈更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唐昭宗既逞强于前，又诛杀于后。这就是他成为亡国之君的缘故。我在军中时，有时与人商定的决议，此后石受挫或者失败，或许稍稍会归咎于别人，不能做到一点都不在辞色上表露出来，也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
后唐潞王考虑石敬瑭将要反叛，李崧、吕琦劝皇上与契丹进行和亲，薛文遇阻止。皇上想将石敬瑭调到郡州，薛文遇极力赞成。此后敬瑭果然造反，引来契丹兵大败唐兵。唐王见到薛文遇时说：“我见到此人肉发颤，几乎想抽出佩刀刺杀他。”大抵事情失败后而归咎于主谋者，是平庸人的常情。
君子小人
【原文】
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之以孑孑为义，以硁硁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疑主恩之过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觏，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
【译文】
陈容曾经说过：“仁义对于人来说岂能是固定不变的，实行仁义的人就是君子，违逆仁义的人就是小人。”伟大啊这句话！所谓仁，是指物与我之间没有距离，一旦有了自私之心，就是小人了。所谓义，是指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一旦有了为自己牟私利的心，就是小人了。同一天，如果早上处事公正就是君子，晚上存有私欲就是小人。同一件事，最初的想法公正，就是君子；但转念产生私欲就是小人。圣人一旦有了坏念头就成了狂人，狂人一旦克服了坏念头就成了圣人，两者之间只差几微。君子没有一顿饭长的时间违背仁义，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旦不这样，就会不知不觉地沦落为小人了。所谓小人，指的是见识少，度量小，目光短浅的人，就如同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能有多大，然而却自以为有绝伦的学识；比如辽东的猪，与其他的猪能有多大差别，然而却自以为有盖世的功勋。推而广之，将孤独当作义，将执拗当作信，将拘谨当作廉，这些都是见识浅薄而又自我满足的表现。君臣之间的相知，须要累积诚信而相互感动，切不可动辄就怀疑君主对自己过于刻薄；朋友之间的交情，贵在日益了解而相互信任，切不可动辄就埋怨知己难以遇到。还有兄弟不相容忍，夫妇不相信任，父子不相谅解，这些都是因为度量狭小而容易滋生疑心的缘故。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见识广博，视天下江山如同破旧的草鞋那样，可以随意扔掉；视尧舜那样的功业如同浮云，可以看得很淡。度量宏大，所做之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会怨天尤人，而是反过来审察自身的原因。他本人不想做的，从来不强加给别人。怎么会有所谓的自私自利之心呢？不追求这些，却在众人面前夸耀说：“我是君子！”当他自诩为君子的时候，有识之士已经讥笑他是小人了。
越寨攻敌
【原文】
行军之道，有依次而进者，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姑以《通鉴》所纪兵事言之。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诸军与子勋将袁觊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与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屡日。贼将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乙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洄洑，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赭圻，贼军袁觊等在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扬，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备（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之胜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瑱屯东岸之芜湖，相持百余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驱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舰，又以蒙冲小船击其槛，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余皆弃舟登岸。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瑱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瑱军自后蹑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之败者也。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即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寨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宁自灵夏并丰胜、云朔之塞直捣妫檀，攻范阳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已而不果行。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再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粮，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国藩按：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趋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后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据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合，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意。”冬十月壬申，帝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延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从之。乙亥帝发郓州中都。丁丑至曹州。乙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国藩按：郭嵩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寨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河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游直济，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嵩韬之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贼目陈玉成据蓟州，秦日纲据田家镇，我舟师越蓟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蓟州之贼亦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时贼目林启荣据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舟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败挫，二十四日陆军亦无利而归。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汉、黄州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旧县，往来如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故知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耳。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发于国藩，定于罗君罗山、刘君孟容，事败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
【译文】
用兵的法则，有依次推进的，有越过敌人所守之寨而先进攻他处的，姑且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兵事来说说这一点。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刘子勋作乱，各军与刘子勋部将袁觊相持于浓湖，很长时间都没决出胜负。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说：“敌人占据上游，兵力强大、地势优越，我虽然与他相持有余，但制胜力量不足。倘若以数千奇兵潜伏而行出现在他的上游，利用险要的地势作为壁垒，遇到有利的机会就出动，使敌人首尾彷徨不定，进退都怀疑受阻。中流水路既然梗阻，粮食的运输自然艰难，这是制服敌人的奇招。钱溪江岸最是狭窄，距离大军不远，向下面临湍急回旋的流水，船行下来必然停泊靠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一千个人守住险要，一万个人也不能过去。冲要之地，莫过于此处。”沈攸之、吴喜都赞成这个计策。于是挑选七千战士、二百轻便小船配合张兴世。张兴世率领部卒溯江稍稍而上，很快又退回，像这样的一连几天。敌将刘胡听说后，笑着说：“我尚且不敢越过他们而下取扬州，张兴世是什么人，想轻易占据我的上面！”于是不因此而作防备。一天夜里四更时，正好遇到便利的风向，张兴世升上船帆直接前行，渡过湖白、鹊尾。刘胡发觉后，便派遣部将胡灵秀带兵在东岸跟着前进。戊戌夜，张兴世宿营景洪浦，胡灵秀也留宿。张兴世暗中派遣部将黄道标率领七十条战船直驱钱溪，扎下营寨。乙亥日，张兴世带兵进驻此地，胡灵秀无法禁止。庚子日，刘胡亲自率领水陆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想要迎面攻击他们，张兴世制止他们说：“敌人刚来，隔得还远，士气旺盛而军锋凌厉。凌厉容易消失，旺盛容易衰败，不如等待一下。”于是命令将士依旧像往常一样修缮城池。不久刘胡的军队转向靠近，战船进入湍急回旋的水流。张兴世命令寿寂之、任农夫率领数百壮士攻击，众军相继并进。刘胡收兵退向下游。张兴世于是在钱溪立下城池。国藩按：当时官军在下游赭圻，敌军袁觊等在上游的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的鹊尾，更上才为钱溪。越过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池于钱溪。这是一条险途。此后敌军屡次攻打钱溪而不胜，粮运中途受阻，而鹊尾、浓湖都因此而溃降。这是越寨进攻而获得胜利的一个战例。
泰始三年，北魏尉元上书说：“敌军趋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经下邳；趋向青州，也由下邳、沂水，经东安。这几点，都是敌军用兵的要点。如今若先平定下邳、宿豫，镇守淮扬、东安，那么青州、冀州各镇就可不攻而克。若这四城不服，青州、冀州即使攻克，百姓担惊受怕，会心怀侥幸。臣认为应放弃青州、冀州的用兵，先平定东南之地，断绝刘彧的北顾之念，断绝百姓南望之心。这样，淮北将自动出击，一时辛劳换来永久的安逸。”国藩按：宋与北魏历代以兵相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各镇，远在海岱，与北魏接壤，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却在淮南，离北魏还远。北魏越过青州各镇而进攻四城。这是一条险路。此后四城被攻破，而青州、历城、徐州各镇相继被北魏吞没。这是越镇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叛乱，郢州刺史萧方诸因为徐文盛的军队驻在西阳，不加防备（西阳即现在的黄州）。侯景鉴于江夏空虚，派宋子仙、任约率领四百精锐骑兵，由淮内袭击郢州。丙午日，狂风骤雨，天色阴沉，宋子仙等进城，萧方诸跪拜迎接，于是擒获鲍泉、虞豫，送到侯景所在地。侯景趁着有利的风向，到江中心升起船帆，于是越过徐文盛等军直上，进入江夏。徐文盛的部队惊惧而溃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都在黄州，沿江构筑堡垒，越过徐文盛的军队而向上进入江夏，这是一条险路。但江夏因无防备而被攻破，徐军因为失势而溃败。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驻西岸的栅口，侯瑱屯住东岸的芜湖，相持一百多天，接着都离开河岸而出船江外，隔着水洲停泊。二月丙申日，西南风骤起，王琳带兵直奔建康，侯瑱等慢慢从芜湖走出，暗中跟在王琳的后面，西南风反而为侯瑱所用。王琳投掷火炬来烧陈的战船，都反过来烧了自己的船。侯瑱下令攻击王琳的战船，又用蒙冲小船攻击王琳的大船。王琳的军队大败，军士淹死了十分之二三，其余的都弃船登岸逃走。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驻在芜湖，王琳越过侯瑱的军而直下金陵，这是一条险路。而侯瑱的军队从他们后面跟着，反而为侯瑱所破。这是越寨进攻而失败的战例。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征讨高丽，在攻拔辽东、盖牟各城后，到了安市，将要决战。高丽和靺鞨联合兵士组成一个阵势，长达四十里。江夏王道宗说：“高丽倾全国之力来抗拒王师，平壤的防守必然虚弱，请借给我五千精兵，颠覆它的根本，那么数十万的敌众就可不战而降。”皇上不答应。后来攻打安市，竟然攻不下。投降的高丽将领请求先攻打乌骨城，众人商议不同意，于是从安市班师回朝。国藩按：李道宗请求越过安市而进攻平壤，这虽然是险路，其实是制胜的奇兵，太宗不听从，以至于无功而返。这是不能越城进攻而导致失败的战例。
安史之乱时，李泌请求任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合并众军从北面出兵，与李光弼构成南北犄角，以攻取范阳（胡三省注释：李泌想使建宁王从灵夏合并丰胜、云朔的军队，直捣妫檀，攻打范阳的北面；李光弼从太原进取恒定，来攻打范阳的南面），倾覆敌军的巢穴，敌军退兵则没有归宿，留下则不得安宁，然后大军四面包围而进攻，必定擒获。皇上大悦，但后来却没能达到目的。国藩按：当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从形势上来说应先夺取长安、洛阳。李泌想先捣毁范阳敌军的窝点，这也是制胜的奇兵。事情没有达到目的，致使史思明再次成为关洛的祸患。这也是不能越地进攻而失败的战例。
唐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时，李祐对李愬说：“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的都是老弱之兵，可以乘虚直接开进蔡州城，等到敌将知道，吴元济已经抓到了。”李愬赞同。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的军队出发，向东行进六十里，夜里到达张柴村，全部杀掉这里的守兵及点燃烽火报信的人，占据那里的栅栏，命令士兵稍稍休息，吃干粮，整马队，留下义成军五百人镇守这里，借以截断洄曲及各条路上的桥梁，然后在夜里发兵出门。正赶上大风雪，旌旗被刮裂，半夜时雪更大。走了七十里，四更天时李愬到达蔡州城下，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李祐、李忠义用大锄头挖城墙为坎，借以先登。李愬进城后住在吴元济的外宅，以槛车押送吴元济到京师。国藩按：蔡州的精兵全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超越董军而直驱蔡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朱氏后梁均王四年，楚地岳州刺史许德勋率领水军巡边。夜间南风骤起，都指挥使王环乘着风势到达黄州，用绳梯登城，直接奔向州衙门，捉住吴地刺史马邺，大肆抢掠而回。许德勋说：“鄂州将会拦击我，应防备。”王环说：“我军进入黄州，鄂州人不知道，很快通过鄂州城，他们自救尚且来不及，怎么会拦击我？”于是举旗鸣鼓而行，鄂州人不敢逼近。国藩按：楚地的岳州，东北面与吴地毗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地必然立寨防备，而王环越过而直抵黄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后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当时后梁将领段凝军兵临黄河的南岸（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后唐大臣李绍宏等建议放弃郓州，与后梁讲和。皇帝单独召见郭崇韬询问。郭崇韬回答说：“投降的人都说开封城里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然应当以精兵长驱直入开封，它的城中已经空虚，一定会望风逃跑，假若伪主被杀，则诸将自当投降了。”皇帝说：“这正合我意。”冬十月壬申日，皇帝率领大军从杨刘渡河，癸酉日到达郓州，甲戌日围中都城，攻破该城，擒获王彦章。皇帝召集各将询问进退方略，各将建议先拿下东方各镇城，然后伺机而动。康延孝、李嗣源建议立即攻取大梁，皇帝同意。乙亥日皇帝在郓州中都发兵，丁丑日到达曹州，乙卯日到达大梁，灭后梁。壬午日段凝率领部卒五万从滑州渡河增援，也放下武器请求投降。国藩按：郭嵩韬最初建议直接攻取开封的时候，后梁将领王彦章屯军在郓州，段凝屯军在河上，越过两寨而进攻，这是一条险路。此后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而段凝还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这也是一个险招。然而段凝隔在河北，若从白马南渡，则被黄河所阻，若从下游直渡，则同样被黄河所阻，再被新决开的护驾水所阻，势必难以增援，于是得以直取开封，成就大业。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以上九个战事：张兴世的占据钱溪，宋子仙的攻取郢州，许德勋的拿下黄州，都是水路上越过敌军营寨进攻而获胜；王琳的直下金陵，从水路上越过敌军营寨而失败。尉元的攻取下邳四城，李愬的进入蔡州，郭嵩韬的谋取开封，都是从陆路越过敌军营寨进攻而得手；李道宗的谋取平壤，李泌的谋取范阳，都是从陆路上不敢越过敌军营寨而丢失战机。成败得失，的确没有一定的规律。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敌军头目陈玉成占据蓟州，秦日纲占据田家镇，我水师越过蓟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蓟州的敌军也溃败。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当时敌军头目林启荣占据九江，黄文金占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水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过九江而下攻打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失败受挫，二十四日陆军也无利而回。这是越寨进攻而失败的。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武汉、黄州未攻破，杨载福率领水师直下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攻破，杨载福率领水师直下旧县，往来如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因此知道胜败无常，以将才为转移而已。当时越过九江而下攻湖口的谋划，出自我国藩，定于罗泽南先生、刘孟容先生二人，战事失败之后，有人深为指责这个谋划的失策，并且完全归罪于刘先生，这不是事实。
克勤小物
【原文】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不可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着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晬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说，所去见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
【译文】
古时候成就大事业的人，大多都能从勤于做小事开始。高度为百尺的楼房，是从平地盖起的；长度为千尺的丝帛，是由一尺一寸织成的；重量为万石的大钟，是由一铢一两铸成的。圣明的文王，都是从清晨到午后忙碌得没有时间进食。周公是仰头思索，夜以继日，侥幸有所收获，便坐着等待天亮去实施。仲山甫早晚丝毫都不懈怠。这些人勤奋到这种地步，那么无论小事大事，都是不敢怠慢的。诸葛亮为丞相，从杖击以上的刑法都亲自裁决。杜慧度处理朝政，心思缜密慎微如同治家。陶侃办事谨慎精微，就算是竹头木屑都储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说治学必须一铢一寸地积累，治政也没有不从一铢一寸积累而最终取得成就的。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魏明帝自己做着尚书应该做的事，隋文帝叫卫士送餐，都为后世所讥讽，认为天子不宜亲自处理小事。我认为天子或许可以不亲自处理小事，但作为大臣的就不能不亲自处理小事。陈平，问到钱粮的事不知道，问到刑狱的事不知道，不可以作为人臣的榜样。凡是考核事功，必定要亲眼所见才算成效。假如有车，就必须要见到车厢上的横木；假如有衣，就必须要见到前面的围裙；假如是博学的君子，就必须要见到他的着作堆满家中，所抄录所汇集的书册装满箱子；假如是言行一致的君子，就必然可见他脸上神色的温和纯粹，门徒对他的尊敬；假如是善于治理民事，就必然可见他在位时百姓的喜悦，离开后百姓的思念；假如是善于治理军队，就必然可见他一打仗就胜利，一攻城就成功。若不是大家都亲眼所见的为效，而只凭心里所揣测的为高，那么就会将虚薄拿来作为争辩的对象而看轻名实，以坐而空想为贤能而嘲笑勤奋认真。何晏、邓飏一类人的作风流传所造成的后果是，心高气傲而腹中空空，高估自己而轻视他人，大事小事，都毁坏在不知不觉中，亲信和贤能，都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依照这样而想大业成功，不是与之相悖吗？孔子称赞许仲弓为南面之才，而仲弓（名冉雍）以居敬为行事简洁的根本，孔子之道仲弓必能做到端凝严肃办好事情。
才德
【原文】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译文】
司马光说：“才德兼备，称之为圣人；才德尽失，称之为愚人；德超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超过德，称之为小人。”我认为，德与才不可侧重。譬如水，德好比它的滋润下物，才就是它的承载物体灌溉田亩的功用。譬如木，德好比它的弯曲挺直，才就是它的作船作桨作栋梁的功用。德好比水的源头，才就是它的波澜；德好比木的根本，才就是它的枝叶。有德但无才来辅助，就接近于愚人；有才但无德来主导，就接近于小人。世人大多不愿以愚人自称，因此总是认为自己是有才能的；世人大多不想和小人共处，因此看人总是喜欢选择有德行的，大都是这样的。二者既然不能兼得，与其无德而接近于小人，不如无才而接近于愚人。自我修炼的注重之处，看人的眼光所在，都用这个衡量就行了。我平生缺乏才气，喜爱我的人有的称赞我有道德有气度，实在地说，我虽然曾肩负重任，扪心自问自己只是一个愚人而已，幸而没用谋私的智力和诡谲的心端来损伤这个愚，只有这一点还可以告慰后来的君子罢了。
诚神
【原文】
大圣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亦迥异于庸众。闻《韶》尽善，则亡味至于三月；读《易》寡过，则韦编至于三绝。文王则如见于琴，周公则屡入于梦，至诚所积，神奇应焉。故麟见郊而增感，凤不至而兴叹，盖其平日力学所得，自信为天地鬼神所不违也。即至两楹梦奠之际，祷神为臣之请，亦皆守礼循常，较然不欺。其后，曾子易箦，诵“战兢”之诗而自幸知免，犹有圣门一息不懈之风。后世若邵子之终，马、程诸人咸集；朱子之没，黄、蔡诸子并临，亦皆神明朗彻，不负所学。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译文】
大圣人固然是由于天生的智慧，而他一生即使在匆忙之中依旧心持精诚，这方面也是大不同于平常的人。听到《韶》乐的尽善尽美，以至于三个月不知肉味；读过《易》能少犯错误，以至于书牍的牛皮绳三次断掉。孔子在琴声中好像见到文王，在梦中多次见到周公，诚挚的信念累积，神奇的现象相应出现。因此麒麟出现在郊外而增加他的感慨，凤凰不来而引发他的感叹，这是因为他平日苦学所得，自信与天地鬼神都能沟通。就是两楹梦奠之时，祷神为臣之事，也都遵循常理，显明不欺骗。这之后，曾子临终之际，诵读“战兢”之诗，而庆幸自己这一生可以免于再犯错误了。曾子的这种做法，还保存着圣人这一学派一息尚存、毫不懈怠的遗风。后世比如邵子临终时，马、程等人全都聚集一起；朱子逝世时，黄、蔡等人一起前来，也都是神明之光在照耀，让弟子们不辜负先生的教诲。古人说：“将自己活着看作是乐事，也就是将自己死去看作是乐事了。”若不是精诚积蓄于一生，神志安宁在昔日，怎么能在临时办好事呢。
兵气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静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
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曰：“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
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在即墨，坐则织蒉，立则仗锸，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
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散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东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挥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必败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旨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译文】
打仗这种事属于阴事，情绪悲伤，如同面临亲人丧事，心怀肃静，如同接受大型祭典，诸如此类氛围较为接近。如今牵出羊牛猪狗将要屠宰烹煮，眼见它们在被割皮剥肉之刻的悲痛哀啼，肉骨在刀俎之间移动，仁慈者都心里有所不忍，何况以人命作为轻易博掷的赌具！不要说失败丧军，即使是侥幸胜利，而死者和伤者相互对望、砍断的头颅、洞穿的胸膛、伤了的手臂、失掉的腿脚等血肉狼藉的情形每天摆在面前，哀痛还来不及呢，那喜悦又从何处来呢？因此军队中不应有欢快的现象。有欢快现象的，不管是和悦，还是骄盈，最终都会失败。
田单在即墨的时候，将军有战死的决心，士兵无生还的想法，这就是能够攻破燕国的原因。到了他攻打狄国的时候，已经是腰佩黄金带，驰骋于淄渑之间，这时有生存的享乐，没有战死的决心，鲁仲连推测他一定不会胜利。用兵之时应哀伤，不应欢愉，这个道理通过田单的故事也就明白了。嘉庆末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他曾经对人说：“我每次将上战场，行走时觉得有热风吹到脸上时，这一天必败；行走时如果有冷风，身体好像有寒冷不止的感觉，这一天必胜。”这也是肃杀的意思。
田单攻打狄国，鲁仲连推测他打不下，后来果真三个月攻不下来。田单问他其中缘由，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下就编草筐，站起就拿锸铲土，为士兵作出榜样。将军有战死的决心，士兵无生还的想法，听您说话，没有不流泪挥臂而奋勇战敌的，这就是能够攻破燕国的原因。而现在将军您，东边有夜邑的俸禄，西边有淄上的娱乐，黄金腰带佩在腰间，驰骋于淄渑之间，有生存的享乐，没有战死的决心，因此不能获胜。”
我曾经深信鲁仲连这番话，视为不可动摇的言论。同治三年，江宁收复后，我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忧虑他们不能再用，便全部遣散回到农村。到了同治四年五月，我奉命到河南、山东剿捻，湘军跟随的很少，专用安徽的淮军。我见淮军的将士，虽然有挥臂奋战的气势，但缺少忧虑戒惧的胸怀，暗中焦虑，担心他们不能平定贼寇。庄子说两军交战，哀戚的一方将获胜。鲁仲连所说的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旨意。这之后我由于患病上疏请求退休，于是放下兵权，而合肥的李鸿章相国最终用淮军削平捻贼，这大概是因为淮军的士气还锐利。用忧危来感动士兵的情怀，用振奋来鼓舞三军的气概，二者都能制胜，在于主帅择时而善于运用。我专门提倡忧勤之说，是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姑且陈述到此，以看出我见理的偏颇，也可见古人的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所言各有它的道理。
勉强
【原文】
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吾之观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追书以志吾过。
【译文】
魏安釐王问子顺，谁是天下的高士。子顺以鲁仲连作为回答。魏王说：“鲁仲连是勉强做事的人，并不是顺其自然的人。”子顺说：“人们都在做事，努力去做而不停止，于是就成了君子。总是去做而不改变，习惯养成了，就成自然了。”我看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多是由于强行努力而达到最高造诣的。《淮南子》上说：“功效可由强力而成就，名望可由强力而树立。”《中庸》上说：“有的是勉强推行的，若谈及成功这点来说，则是一样的。”近代评论人物，有的说：“某人，以前他做事不这样，如今勉强这样做，是不可信的。”阻挡人的自新之途，而助长人的偷惰之风，没有比这种做法的危害更大了！吾观察别人，也曾有因此而失去贤才的，追述下来用以记住我的过错。
忠勤
【原文】
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译文】
国家初建之时，比如汉唐的初期，有特殊才能、超凡脱俗的人建立丰功伟业，风起云涌，这完全是天命，而人事是不能参与其中的。到了朝代的中期以后，君子想要有所建树而使国泰民安，此时天事起到一半的作用，人事起到一半的作用。能把人的作为抬到与天争衡的地位上，没有比忠勤起到的作用更大的了。乱世多崇尚机巧虚伪，只有忠诚的人可以革除这个陋习；末世的衰败习俗多趋向于偷懒，只有勤劳的人能够遏制他的发展。忠诚的人，并非要有过人的才智，只要尽自己的心意就行了；勤劳的人，并非要有过人的精神，只要尽自己的力气就行了。能够剖心沥胆来侍奉至尊，忠诚到了智慧也就产生了；能够劳筋动骨来抵御大祸，勤奋到了勇气也就出来了。我看近来的贤哲，在这两个字上得力的，有很多人。我也惭愧地列名于各位贤哲之后，盗得虚名，而对忠勤这两个字，自愧十分之一都没做到。我家子孙中，倘若将来有出来肩负重任的，当励行忠勤以弥补我的缺憾。忠诚在平常日子中的积累，就是从不妄语开始；勤劳在平常日子中的积累，就是从不晚起开始。
才用
【原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雨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牦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铻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译文】
即使有良药，倘若不对症，还比不上下等的药物；即使有贤才，倘若不适用，还比不上庸俗的常人。一场大雨可以冲刷整座城市，但不能堵塞洞口。牦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骐骥不能用来看守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劈柴，还不如普通的斧头；三代传承的鼎器用来耕田，还不如一般的锄头。用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方，即使是普通之材也会起到神奇的效果，否则不能相互配合而最终一无所成。所以真正让世人担心的是，不是世上没有人才，而是担心使用人才的人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魏无知评论陈平说：“他即使有尾生、孝已那样信守承诺的行为，但对战事取胜无益，陛下哪里还会任用他？”在战争年代，如果对战事取胜无益，即使久负盛德也无处可用。我平生喜欢用忠实一类的人，如今老了，才知道所开的药方多不对症啊。
史书
【原文】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雍水，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雍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译文】
《史记》叙述韩信攻魏豹，是以木罐渡的军队，攻龙且，是以袋子装沙堵的水。我私下曾经怀疑，魏豹以大将柏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两军的人数，恐怕也各自不下万人，然而木罐能渡多少人？最多不过二三百人，难道能够取得胜利？沙袋堵水，下面可以渗漏，旁边可以横溢，若不是严谨施工，绝不能筑成大堤堵水，使得下游竟然绝流。如果是大河大潮，那么堵住固然艰难，然而开通也是不容易。倘若是小港小流，易堵易通，那么开通后未必就不能涉渡。这两方面按理说，都不可信。叙述兵事的书，没有比《史记》更好的，太史公叙述兵事的文章，没有比淮阴侯的传记更详细的，但它的不足为据竟这样！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作事，既要征验各种古籍，又要询问其他人，但是还要必须慎思而明辨，或许不至于冒昧从事。
阳刚
【原文】
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译文】
西汉初期的开国功臣，只有樊哙气质较为粗鲁，不能与各位贤才相提并论，淮阴侯韩信就是一个耻于与他为伍的人。然而我看这个人，有两点别人比不上。沛公刚进咸阳时，看到秦朝宫室中的帷帐、狗、马、贵重的宝物以及数以千计的妇女，想要留在宫中住下来。樊哙就进谏劝止，说：“这些奢华的物品就是导致秦国灭亡的原因，请立刻还军霸上，不要留在宫中。”这是一点。高祖刘邦重病躺在禁中，下诏给守门的卫兵：不得让群臣进入！只有樊哙推门直接进去，以“过去是何等勇猛，如今是何等疲倦”来规谏！并且援引赵高的事情作为借鉴，这是第二点。这两件事，真不愧是能纠正君王之心的大人物所为。凡人秉承阳刚之气最厚实的，他在处理事情上，一定有不可掩饰的宏伟议论，他在仪表风度上，一定有不可侵犯的英武之风。樊哙在鸿门宴上被帷拔剑割猪腿，与还军霸上的请求，以及病中推门规谏的这些行为，都是阳刚之气的表现，没有无阳刚之气而在世上能大有作为的。有志的君子，培养阳刚之气是无害的。
汉文帝
【原文】
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曰“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始终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匄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皆发于中心恻怛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帝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矣乎。
【译文】
天下只有诚是不可掩盖的。汉文帝的谦让，就是出于他的至诚！自从他刚到代王宫邸，便面向西辞谢三次，面向南辞谢两次，以惭愧的态度表示不敢接受皇帝的尊位，以后也不愿立太子，祭祀时不愿为自己祈福。给赵佗的信中自称是“侧室之子”，是“弃外奉藩”，是“不得不立”。临终颁下遗诏：禁止重服，禁止久哭，禁止厚葬。这是因为，他自始至终感觉自己不能够与天子之位相配，不想享受享皇帝的奉祀。至于冯唐当众羞辱他，而他最终还是让冯唐把话讲完；吴王不上朝，他反而赐给吴王几杖，请求群臣指出自己的过失，匡正自己的不足，他的谦让都是发自内心忧惧的诚恳。汉文帝在德行上是三代之后仅见的贤主，而他的心则只是自愧不称帝王之职罢了。能使居高位的人常常存有不称职的愧疚之心，那么他的过失一定就会少，何况是常存此心的帝王呢！我曾经说过，做大臣的，应效法古代帝王的三点：舜禹不结帮派，是胸襟博大；文王的无暇休息，是勤于政事；汉文帝的所谓不称职，是心态谦抑。师从这三个人，并且出于至诚，这样就可免去执政的暴戾了。
周亚夫
【原文】
周亚夫刚正之气，已开后世言气节者之风。观其细柳劳军，天子改容，已凛然不可犯。厥后将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刚气而持正论，无所瞻顾，无所屈挠。后世西汉若萧望之、朱云，东汉若杨震、孔融之徒，其风节略与相近，不得因其死于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锋太隽，瞻瞩太尊，亦颇与诸葛恪相近，是乃取祸之道。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
【译文】
周亚夫刚正的气节，已经开启了后世尊崇气节的风尚。看他在细柳营中慰劳军队的表现，皇帝都一改往日的神态，这时已是凛然不可侵犯。以后带兵，不前去救援梁王的危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不同意封匈奴六人为王，这些都是秉承阳刚之气而持守正大之论，没有什么所顾虑的，也没有什么所屈服的。后世西汉如萧望之、朱云，东汉如杨震、孔融这些人，他们的风格气节与周亚夫大致接近，不应该因为他们死于非命而看轻他们。只是周亚夫的锋芒太露，眼界太高，也与诸葛恪很类似，这是他遭祸的原因。君子学习他的刚气而去掉他的傲气就行了。
功效
【原文】
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晬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着，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
【译文】
倘若拥有财富就一定能让房屋华美，倘若拥有道德就一定能让自身完善，不必等到出现像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之态、孟子所说的温润敦厚之貌以后才算作验证。凡是品德崇高的君子，一定有不同寻常的仪表风范。是真龙就一定有云从，是真虎就一定有风生，不一定出现像程门的游、杨、尹、谢，朱门的黄、蔡、陈、李的情形之后来来响应。凡是修行德业的高人，就一定有如影随形的追随者。这两者之间，其中的道理很微妙，而其中的效果却是很显着，不是自己实实在在拥有，怎么能够侥幸得到呢！
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
【原文】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书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叮咛是也。余近与寮友论治事之法，录贻芋仙共征之。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右八者，余庚申六月书于日记册中，用以自警。厥后军事无利，每于家书中录此以诫子弟。芋仙属书居官格言，因录一通。此八者，后四语尤为吃紧，或出或处，不可离也。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荣赢粮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国藩每读之，不觉失笑。以仲尼之温恭俭让，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而老子犹曰“去汝之躬矜与容智”，虽非事实，而老氏之所恶于儒术者，举可知已。庄生尤数数言此，余最爱《徐无鬼》篇中语曰：“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又曰：“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古之善为诗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诗古文之外。若寻行数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则去之愈远矣。
余好读欧阳公《送徐无党南归序》，乃知古之贤者，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东坡读少陵“许身稷契”及“舜举十六相”等句，以谓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大抵经纶雷雨，关乎遭际，非人力所能强。至于襟期淡泊，遗外声利，则学者人人可勉也。
【译文】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比如做官，则亲自查验命案盗案，亲自查看乡村邻里；比如治军，则亲身巡查营垒，亲上战场打仗。所谓心到，即凡事都要用心分析，大方面的条理，小方面的条理，开始时的条理，结束时的条理，先要能将它剖开，最后还要做到能够合得上。所谓眼到，即仔细留心观察人，认真用心看公文。所谓手到，即关于别人的短长、事情的关键，都要随笔记下来，用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即对于指使别人的事情，警示众人的言辞，既发公文，又要不怕麻烦的再三叮嘱。这些都是我近来与幕僚朋友谈论治理事情的方法，记录赠给芋仙共同证明。
读古书，以解释古文字义为本；作诗文，以注重声调为本；侍奉双亲，以愉悦他们心情为本；保养身体，以减少恼怒为本；立身处世，以不说假话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贪财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上边八条，我在咸丰十年六月写在日记本上，用以自我警戒。以后军事不顺利，每每在家书中抄录这八句话来训诫子弟。芋仙要我书写做官的格言，因而抄录一遍。这八条，后面四条最为紧要。或出仕或居家，都不能背离。
以才华来自我满足，以能为来自我夸耀，就会被小人妒忌，也会被君子看轻。
老庄学说的宗旨，以这方面最为重要，故而再三论说不已。南荣带着粮食到老子的住处。老子说：“你为何要与这么多人同来？”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不禁失笑。以孔子的温恭俭让，还常常以周公凭恃美才而骄矜为戒，但老子依旧说“去除你的矜持与才智”，虽然说的并非事实，但老子对儒家学说的厌恶，举这一句话就可知道了。庄子尤其念念不忘说到这点。我最爱《徐无鬼》一文中的话：“学得一位先生的言语，则自以为得意，而暗中自乐。”又说：“以自我贤能的身份傲慢对人，是不能得到别人拥护的；以自我贤能的身份谦抑待人，没有不得到别人拥护的。”
古代善于作诗文的人，他们的工夫都在诗文之外。若从他的文学中去寻求技巧去探索，越是贴近，则离它越远了。
我喜欢读欧阳修的《送徐无党南归序》，于是知道古代贤能的人，他的志向绝不是希望做一个文人。苏东坡读杜甫“许身稷契”及“舜举十六相”等诗句，以至于说这位老人心中存有大事。大致说来，经营大政治，关系到境遇时机，不是人力所能勉强的，至于襟怀淡泊，将声名利禄抛之脑后，则是求学的人都可以自勉的。
书赠仲弟六则
【原文】
清：《记》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间，须有一种清气。使子弟饮其和，乡党薰其德，庶几积善可以致祥。饮酒太多，则气必昏浊；说话太多，则神必躁扰。弟于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气，首贵饮酒有节，次贵说话不苟。
俭：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明：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慎：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若嬉游、斗牌等事而毫无忌惮，坏邻党之风气，作子孙之榜样，其所损者大矣。
恕：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辈有声势之家，一言可以荣人，一言可以辱人。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辱人则受刑受罚受苦恼，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谓我仪势，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静：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长好动，子弟必纷纷扰扰。朝生一策，暮设一计，虽严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静，先求一身之清静。静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场，二曰不入势利之场。乡里之词讼曲直。于我何干？我若强为剖断，始则赔酒饭，后则惹怨恨。官场之得失升沉，于我何涉？我若稍为干预，小则招物议，大则挂弹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敛后辈之躁气，即可保此身之清福。
【译文】
清：《礼记》上说：“清明体现在身上。”我们人的身心之间，必须有一股清气，使子弟享他德行的祥和，使乡人受他道德的熏陶，或许可以积累善行而招来吉祥。饮酒过多，则精气必定浑浊；说话过多，则神志必定躁动。弟弟在这两个弊端上都不能避免。想要保存清气，首要重在饮酒有节制，次要重在说话不苟且。
俭：大凡多欲的人不能节俭，好动的人不能节俭。多欲，比如爱好衣服，爱好饮食，爱好声色，爱好书画古玩等等，都可以因浪费而败坏家业。我向来没有特别的嗜好，但有好动的毛病。今天想做某件事，明天想拜访某个人，所耗费的钱财日益增加却没有察觉。此后要讲究俭约，首先要戒除好动的毛病。不要轻易出门，不要轻易做事。不仅不做无益的事情，即使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也不能轻易兴作。举办的事情多，个人耗费的钱财就大。其次，就是仆从应少，所谓“吃白饭的人少”。再次，就是赠送人情应该酌减，所谓“开支上能做到舒畅”。否则，今天不节俭，他日必定欠债多，既让亲友负累，又给子孙留负担。
明：三种好品质的第一种叫做智，智就是明。自古以来的豪杰，动辄称英雄，英就是英明的意思。明有两个方面：别人只看见近的，我可以看见远的，叫做高明；别人只看见大的轮廓的，我可以看见细微之处，叫做精明。所谓高明，比如说在房子里能看见的东西有限，登上高楼之后所见到的东西就远了，登上山峰之后所见的东西就更远了。所谓精明，比如极其微小的物品，用显微镜照它，就会加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如粗糙的米，再次舂捣，那么粗糠就会全部脱去，三次舂捣、四次舂捣，那么精白的谷米就无与伦比了。高明是由于天分，精明则是由于学问。我们兄弟惭愧地居于大家之位，天分都不是很高明，只有依赖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买来显微镜，好学如同舂捣已熟透的谷米，总得是心中极其明了，而后口中说出判断之言。能够做到明白判断，称为英明；不明白却判断，称为武断。武断自己的事情，带来的害处尚浅；武断别人的事，招致的怨恨就深了。只有保持谦退而不肯轻率判断，最足以颐养福气。
慎：古人说钦、说敬、说谦、说谨、说虔恭、说祗惧，都是慎字的意思。所谓慎，就是有所畏惮的意思。居心不依循天理，则畏惧上天动怒；作事不顺应人情，则畏惧别人指责。年少或者地位卑贱则畏惧父亲、老师，畏惧官吏上司；年老则畏惧晚辈的悄悄议论；处于高位则畏惧僚属的指责批评。人在心中凡是有所畏惮，那么过失就一定不会大，鬼神也一定会因而原谅。倘若在嬉笑游乐、斗牌等事上都毫无忌惮，败坏了家乡的风气，带坏了子孙，那么损失就大了。
恕：孔孟学派喜欢说仁。仁就是恕。说富，说贵，说成，说荣，说誉，说顺，这几样，是我所喜欢的，别人也都喜欢。说贫，说贱，说败，说辱，说毁，说逆，这几样，是我所厌恶的，别人也都厌恶。我们这些有声势的人家，一句话可以使别人荣耀，一句话可以使别人受辱。使人荣耀，则让人得名得利得光耀。别人还未必感激我，为什么呢？说我有势力，帮助别人不困难。使人受辱，则受刑受罚受苦恼，别人一定恨我入骨。为什么呢？说我依仗势力，欺人太甚。我们兄弟须从恕字上痛下工夫，随时随地都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我想步步都站得稳，要知道他人也想站得稳，这就是立。我想处处行得通，要知道他人也想行得通，这就是达。今天我处在顺境，要预计他日也有处在逆境的时候；今天我以盛气凌人，要预计他日别人也会以盛气凌我本人，或凌我子孙。常以恕字自我警惕，常留余地给他人，那么所遇到的麻烦就少了。
静：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家长好动，子弟一定纷乱，受到干扰。早晨生出一个想法，晚上设计一个计划，即使严厉禁戒也不能止住，想要求得一家的安静，先要求得家长一身的清静。静有两个途径可以得到：一是不进是非之场，二是不进势利之场。乡间的打官司论道理，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若强为剖析判断，开始时是赔酒饭，以后就是招惹怨恨。官场上的得失升降，与我有什么牵涉？我若略作干预，小则招致议论，大则引来弹劾奏章。不如一概不管，可以收敛后辈的躁动之气，也可保养自身的清福。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原文】
人才随上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憨、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墦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轻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校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
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赅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求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
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慨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余忝官斯土，自愧学无本原，不足仪型多士，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资，乡贤多坚苦卓绝之行，粗述旧闻，以勖群士，亦冀通才硕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昔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轨，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云。
【译文】
人才随着风气而转移，是这样的吗？回答是：不完全是这样，然而大致差不多。史书上说燕赵之人慷慨悲歌，敢于以他人的危难为自己的急务，大体有着豪侠之风。我看直隶的前代表率先正，如杨继盛、赵南星、鹿善继、孙承宗等贤达，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各有不同，当初都与豪侠的性情较为接近。即使今天的学术界，也多有刚直而不动摇，质朴而好情意的人，仍然存有豪侠的遗风。才质的根本在于士风，这话不虚假。
豪侠的气质，可以进入圣人的道德，有几个方面。豪侠看轻财物利益，弃掉万金而不看一眼，至于圣贤即使富贵也不停留，即使贫贱也不背离，痛恨吃田间祭祀的食品和独占利益。虽然这中间有精粗的差异，而轻财好义的表现大体相近。豪侠忘我而周济他人，不惜自己受苦而解除他人危难，至于圣贤则以广施恩泽为己任。邹衍、鲁仲连的四处奔波排忧解难，与大禹视别人溺水如同自己溺水，稷视别人饥饿如同自己饥饿，伊尹视别人被推入沟中如同自己被推入沟中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能够尽力救援处于困境的人，也就可以进而救援天下。豪侠轻视死亡重视义气，而圣贤很少提及。但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那种坚定不移的操守，也未尝不与他们的义气相类似。前人讥笑司马迁喜欢称赞豪侠，以我看来，这并不与圣贤之道相违背。因而豪侠之人，不可以过分贬责，而直隶之士在求学上与他省比较有优势，岂能不致力呢？
怎样致力呢？学问上有四个方面，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义理，在孔门中列为德行科，今世称之为宋学。考据，在孔门中列为文学科，今世称为汉学。辞章，在孔门中列为言语科，从古时的艺文到今天的制义诗赋都属于这一类。经济，在孔门中列为政事科，前代的典礼政书及今世的掌故都属于这一类。
人的才智，上等明哲的人少而中下等的多，有生之年又不过是几十年，势必不能要求对这四门学问都遍览而尽掌握，所以君子贵在谨慎对待他的选择，先选择他的急务。选择对于自己身心不能一刻离开的，那就莫过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备的，有耳、目、口、体、心、思；每天都要接触的，有父、子、兄、弟、夫、妇；稍微远一点儿的，有君臣，有朋友。研习义理之学的，要让他的耳、目、口、体、心、思，各自敬守本职，让他的五伦各自尽守本分，又将此推及他物，使人都善待其身，且无憾于伦理纲纪。使得人世间都在伦理纲纪上没有遗憾，即使唐虞那样的盛世也不能达到。倘若通晓义理之学，而经济之学就都含盖其中了。程朱诸子遗留的书籍都还存在着，何尝舍末而求本、遗漏新民而专讲明德了？读他们的高雅言论，反复推断阐述而不厌烦的，大致不外乎树立志向以培植根基，持身恭敬以修养德行，穷究事理以求取知识，克制己身以竭力施行，成就功业以经世致用。义理与经济，本就没有必要分为两种学问，只是表现在功效上于本体研究较为详备而于实用较为简略罢了。
现在与直隶各位士子相约定：以义理之学为先务，以树立志向为根本，以直隶先贤杨继盛、赵南星、鹿善继、孙承宗等几人为表率，他们能够忍耐艰苦忍受困饿，成就事业，而我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能够将穷通、荣辱、祸福、死生等置之度外，而我们为何不能？他们能够以功绩称誉于当时，以教化泽被后世，而我们为何不能？
洗除往日愚昧卑污的念头，昂首挺胸直奔宽广光明的境地，将人世间的浮荣微利视为苍蝇蚊蚋在眼前而不愿多看，不去担忧所追求的不能如愿，而担忧为人气节会略遭人贬，不以在家挨冻受饿为耻辱，而以德行不能泽被百姓为耻辱。树立志向努力向前，即使是金石也会因此被打开，谁能阻挡得了呢？志向决定以后，再取程朱所说的居敬、穷理、力行、成物这一套学问去精心研究而亲身实行，接着研习先儒所说的考据学，使自己的见识与各种古制不相违背，然后研习先儒所说的辞章学，使我所得到的收获能够用笔完好地表达出来而没有谬误，选择一门学问坚持下去，至于其他学问也不能完全废除。在众多士人中，有的因兴趣爱好接近，有的因师友的影响，或偏于考据学，或偏于辞章学，也不必立即改变先前的方向，这两条途径都能通往圣人的大路上。对为文而言，有经史百家；对学业而言，有学问思辨；对事业而言，从修身开始而最终达到经世致用。百川异途，何必相同呢？只要都能共同流向大海就行了。
至于风气，没有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人事变化而变迁。有一两个人喜好学习，则有许多人都随着而想努力追寻先哲；有一两个人爱好仁义，则有许多人都随着而想为百姓谋求福祉。倡导的人开启源头，追随的人繁衍波澜；倡导的人可将其传达给志同道合的人，追随的人又可向无数的人传递；倡导的人如同拥有源头的泉水而投放于河川，追随的人如同小溪支流一同汇合。先觉悟的与后觉悟的，互相规劝诱导，好像大河小河，互相灌注。以直隶的土风来说，倘若真能得到有志的人在前面引导，不出几年，必定有体用兼备之才蔚然四出，像泉水喷涌，像云霞蒸兴。
我来到这里做官，自愧学问上没有本原，不能给广大士人做榜样，羡慕此地有刚方质实的资质，乡贤中多坚苦卓绝的作为，略微述说点往事，以此勉励诸位，也借此希望学问渊博的人能够向我提供好的建议，上下互相劝诫勉励。对于将先贤所走的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路途转化为直隶士人风俗的大道而言，或许有所补益。
日课四条
【原文】
一曰慎独则心安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
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
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四曰习劳则神钦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译文】
一、能够谨慎独处则内心安适
在自我修炼这件事情上，没有比养心更难以做到的。内心既然知道善，知道恶，但不能实实在在地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善去恶，就是自我欺骗。内心是否自我欺骗，他人是无法知道的，而本人自己知道，故而《大学》里的“诚意”篇，两次谈到慎独。能够做到慎独，自我反省不内疚，就可以坦然面对天地和鬼神，绝对没有所做的事让心有悔恨而使正气有所馁怯。人如果没有一件内心羞愧的事情，那么心灵就泰然，心中就会时常保持快乐满足宽和平静的感觉。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二、能够以敬为主则身体强健
敬这个字，孔子学派秉持它并用它来教导别人，春秋时期士大夫也常常提到它。到了程子朱子，则是千言万语都不离这个主旨。我说敬字有非常切实的效果，尤其在于它能够使人的肌肤筋骨得到约束。如果庄严恭敬日益强健，那么安乐放纵就会日益懒散，这是自然而然的应验。即使是年老身病，一旦遇到坛庙祭典、战场危急的时候，也就不自觉地神情为之悚然，精神为之振奋，这就足以知道敬能使人身体强壮了。倘若人无论多少众寡，事无论大小，全都持以恭敬之态，不敢松懈怠慢，那么身体的强健，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三、追求仁爱则使人愉悦
我与别人以及万事万物，根本之处都是同一的。倘若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仁爱万民万物，这就与根本之处是同一的这个大道理相违背。至于官大禄丰高居百姓之上的，则负有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的职责；读书识字学习古代圣贤略知大义的，则负有让后知后觉者警觉的职责。倘若只是顾及自己，而不知教导养育大众，这便是极大地辜负了上天对自己的厚待。
四、习惯劳作则鬼神钦佩
大凡人的性情没有不喜好安逸而厌恶劳作的，无论是贵是贱是智是愚是老是少，都贪求安逸而害怕劳作，古今都相同。人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食，与一天所做的事情，所耗费的体力相当，则别人赞同，鬼神赞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古代的圣君贤相，比如商汤的黎明即起床做事，周文王的日过午时而不休息，周公的夜以继日，坐以待旦，都是无时无刻不以勤劳来自我勉励。《无逸》这篇文章，讨论勤劳则长寿，安逸则亡身的道理，屡次应验。为自己一人考虑，则必须时刻操练谙习技艺，打磨锻炼筋骨，克服困难勉力实行，心中常思警惧之事，这样才能增长智慧和才识；为天下考虑，则必须是宁愿自己受饥受灾，也为着一人没有得到安乐而引以为自己的责任未尽。大禹到处治理水灾，路过家门而不入；墨翟为天下利益从头到脚都受伤；他们都是自奉极俭而拯救民众极勤。故而荀子喜欢称赞大禹、墨翟的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湘军组建以来，每每见到一个人只要有一点才干一门技艺而又能够忍耐艰苦的，就没有不被人任用而又受到称赞的。那些完全没有才干和技术而又不习惯劳作的，则都被时代所唾弃，最后冻死饿死。所以君子想要为人神所依凭，要做的最大事情便是习于勤劳了。
课程十二条
【原文】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译文】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无刻不心怀畏惧。无事时，一颗心安静地呆在心腔里；办事时，便专心致志、心无杂念。心清性明在于亲身行事，就像高升的太阳一样。
二、静坐。每日不限定具体时候，都要静坐四刻，来体察检验自身，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居身端正便可凝聚天命，如同宝鼎般稳固。
三、早起。天亮立即起床，睡醒之后不要沾恋被窝。
四、读书不二。在一本书没有阅读完毕的情况下，坚决不翻阅其他书。东翻西阅，徒劳无功，浪费时间。
五、读史。我在丙申年购买一本《廿三史》，父亲说：“你借钱买书，我在所不惜尽力为你还账，只要你能够认真阅读一遍，就算没有辜负我了。”从此以后，每天阅读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六、谨言。时时刻刻留心说话的场合、对象、时机，谨慎言语是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
七、养气。真气藏于丹田。没有什么不能对人提及的事情。
八、保身。十二月奉父亲手谕说：“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把这些当作养病的需要。
九、日知所亡。每天记录读书心得，以求其深意，便于有所启迪或收获。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来检验自己积累义理知识的多寡，检视自己在修养方面是否有所长进，但也不可一味沉溺诗文写作，这样最容易沉溺心性、丧失志向。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个时辰。只要碰到动用笔墨的事情，就把它当作自己的课程来对待。凡事不留到明天去做，否则，越积越多，更加难以情理。
十二、夜不出门。夜间出门不仅耽搁功课，而且影响精神，切忌切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