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篇章回体小说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从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因内容丰富，一次讲说不完，说话人就需要将其分成若干章回，每次讲一章或一回，连续多次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因而得名。

明代是章回小说发展兴盛的时期，各种流派竞相比美，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以短篇小说为主转为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明代初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明中叶至明末，又产生了《西游记》和《金瓶梅》。它们被称为“四大奇书”，深刻地影响着章回小说的创作。由于它们在所属的题材的小说中独占鳌头，各自开创了一个章回小说的创作领域，中国章回小说也因此形成了四个创作系列。

一是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受《三国演义》影响，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以一朝一代的兴衰为内容的历史演义，从远古到明初，逐朝敷衍，几乎涉及每一个朝代，只留下南北朝这一空白，形成了这类小说的创作高潮。较着者有：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在余邵鱼《列国志传》的基础上做了较大规模的改编，成为最有影响的敷衍战国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熊大木的《北宋志传》讲述杨家几代赤胆忠心、英勇卫国的事迹，对杨门女将英雄行为的描写历代传诵不止，它基本定型了杨家将的故事，为后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演说隋末唐初的历史故事，改变了以李世民夺取天下为中心线索的写法，代之以秦琼为代表的瓦岗寨诸英雄的人物史，较有价值。此外，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写楚汉相争，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叙晋代兴亡，还有罗贯中的《隋唐两朝志传》和《残唐五代史》、“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谢诏的《东汉通俗演义》、钟惶的《有商志传》和《有夏志传》、无名氏的《梼杌闲评》等。

这些历史演义小说都直接取材于正史，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突出矛盾、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着名战役等加以反映，纪实性往往超过作者的虚构和想象。作者大都赞颂圣君、贤臣、良将、志士的仁德、智慧和勇敢，谴责昏君、奸相、佞臣施行暴政、残害忠良、背叛国家的行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大部分作品都充满浓厚的忠君甚至是愚忠的思想；对农民起义的问题，也往往表现出错误的态度。在艺术上，这些作品在叙事上做到笔墨集中、剪裁得当、详略分明，有些作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对人物、事件作绘声绘色的描述。但这些作品大都受史料的约束，缺乏创作的自由空间，常常丧失自我与激情，难于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的表述也都比较粗糙。

二是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也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这类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关系密切，但与其侧重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风貌不同，它主要表现历史上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的命运及其惊天动地的伟业创举。它不像历史演义小说那样受到历史资料的限制，在艺术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诸多方面有更广阔的创作空间，故而在明代逐步发展后，至清代达到繁盛的状态。明代的英雄传奇小说都是在《水浒传》的影响下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大都在题材上、写法上加以继承和发展。以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最着名，该作讲述杨业祖孙五代为保卫边疆前赴后继、英勇杀敌的故事，强化了忠臣与奸臣之间的矛盾斗争，歌颂了杨家将尽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寄寓着民众缅怀民族英雄的深切情愫，塑造了佘令婆、穆桂英、杨宣娘等一批杨门女将的光彩形象，为以后的相关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叙述岳飞抗金的事迹、《英烈传》讲述朱元璋的开国事迹，在明代英雄传奇小说中有较大的影响。还有袁韫玉的《隋史遗文》、方汝浩的《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无名氏的《孙庞斗志演义》和《北宋志传》等。

这些作品较好地处理了正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关系，在创作上以正史的记载为依据，但大多以作家的想象、虚构为主，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比历史演义小说要大得多。如有关宋江等人起义的记载，《大宋宣和遗事》中只有六千字左右，正史里的就更少，而《水浒传》长达百万字，基本是作家的个人创作。有的作品甚至纯系依据传说，正史并无记载。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追求精雕细刻，所写故事、人物都较为生动，体现了“说话”艺术注重情节的特点，人物形象也形神兼备，更有人情味，较之历史演义小说，更富有生活气息。

三是神魔小说。《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第一部以浪漫的神话故事为素材的长篇小说，也是神魔小说的典范。这类小说与佛教、道教关系密切，与神话故事、志怪小说、神仙道化戏、说经话本等文学艺术形式一脉相承，大都表现神仙精灵、鬼魅魔怪的幻化形象，充满了神奇的浪漫色彩。作者也借此曲折地反映现实，寄寓着一定的哲理思考、道德评判，或弘扬正直通达、勇敢坚强、纯真善良等高尚情操，或批判奸诈邪恶、虚荣自私、悲观懦弱等丑恶品行，或启示人们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理想境界，有一定的思想意义。神魔小说在明代盛极一时，呈现出争奇斗妍的繁荣局面，其数量远远超过历史演义小说，其中不乏名传遐迩、历久不衰的名篇。

许仲琳、李云翔的《封神演义》以殷、周的矛盾斗争为线索，吸收有关神话传说、遗闻轶事，增添了大量荒诞离奇、子虚乌有的情节和人物，使天上分别支持武王、纣王的神仙展开神怪大战成为全书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义战胜邪恶、有道打败无道的民主性的进步倾向，歌颂了武王伐纣的行动，揭露了纣王的残暴昏庸，再现了明代的一些社会现实情况，也暴露了以天命观、宿命论、宗教的派别之争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是非界限模糊不清的创作思想的局限性。作品中有些故事，如哪咤闹海、姜尚遇文王、哼哈二将等写得比较精彩，有些人物，如无所畏惧的哪咤、正直的闻仲愚、狡诈狠毒的妲己、机智而贪痴的土行孙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以北宋王则领导的农民起义为背景，讲述文彦博得“三遂”（马遂、李遂、诸葛智遂）之力加以镇压，掺入了大量修道作法、兴妖作怪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罗懋登的《西洋记》以郑和下西洋为线索，着重描写碧峰长老等超人降妖除邪的故事，抒写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怀。董说的《西游补》写孙悟空神奇变幻，在阴司当上阎罗王，拷打秦桧，并拜岳飞为师，藉以“讥弹明季世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抨击奸臣恶行、批判科考弊端、揭露腐化生活，已兼具讽刺小说的特点。

此外，还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无名氏的《续西游记》、方汝浩的《东游记》、杨志和的《西游记传》、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北游记》和《南游记》、吴元泰的《上洞八仙传》、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朱鼎臣的《南海观音全传》、朱开泰的《达摩出身传灯全传》、无名氏的《钟馗全传》和《开辟演义》等。

这些作品大都凭借离奇的想象虚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批堪称不朽的艺术形象，如孙悟空、哪咤、顺风耳、千里眼、土行僧、铁拐李等。作品的神奇色彩和浪漫气质，大大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使人们获得独特新奇的审美享受。

四是人情小说。《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长篇小说，从这部作品开始形成的人情小说类型，成为明末以后中国小说史上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以后的人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瓶梅》的影响。这类小说大多由文人独力创作，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或以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注重描写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生活琐事，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人情冷暖、世风浇薄的生活情状；或以社会生活为题材暴露社会黑暗，擅长用讥刺笔法，把一幅幅卖官鬻爵、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等丑形秽态展示出来；或以性关系、性行为为题材实录猥亵画面，热衷于渲染发泄情欲、争风吃醋的场景，内容淫秽、格调低下。与前面三种类型的小说相比，人情小说虽然缺少理想主义和丰富的想象，但非常贴近日常生活，更富有人情味，也易于产生一些对色情氛围、肉麻场面的露骨描写。人情小说主要借助白描手法摹画现实社会和人物命运，更关注生活细节的描写，以及文笔的锤炼。

由于《金瓶梅》较《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晚出，大量的人情小说集中在清代出现，如以《玉娇梨》、《续金瓶梅》为代表的《金瓶梅》的续书，以《红楼梦》、《醒世姻缘传》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等。明代有影响的人情小说较少，“西子湖伏雌教”的《醒葫芦》有一定的影响。

要之，明代产生了大量的长篇章回小说，形成了四个不同的创作系列。其中，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尤为繁盛。

《三国演义》原题《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民间作者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它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西晋人陈寿的《三国志》是三国故事的文本源头，它是纪传体的史书，记事简略，故事性不强。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加了很多奇闻轶事、野史别传。至迟到唐代末年，三国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的着名人物妇孺皆知，晚唐李商隐《骄儿诗》即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之句。宋元时代三国故事更被大量搬上舞台，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言及小儿聚坐听说三国故事，尊刘抑曹的倾向已非常鲜明，这说明至宋代三国故事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金元时有许多三国戏演出，剧目至少有《三战吕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种。宋代“说三分”的话本今不传，《三国演义》成熟前，讲三国故事最重要而保存至今的平话小说是元英宗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书分上中下三卷，约八万字，上栏画，下栏文。故事从桃园结义开始，到诸葛亮病死结束，内容简单，文笔粗劣，但已粗具规模，是《三国演义》创作的重要基础。

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参考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等正史材料，又熔铸他本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完成了这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的创作。

罗贯中的生平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说他是“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生卒年不可考，大约生活在由元入明的十四世纪中后期。明王圻《稗史汇编》说他“有志图王”，清徐渭仁、徐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说他曾入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张士诚幕府。罗贯中努力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现存的戏曲作品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据说他还参与过《水浒传》的编写。

《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现在流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加工过的《三国志演义》。毛氏的加工使全书的情节更紧凑，更符合史实，语言更文雅化，回目也更整齐，并强调了其中固有的“拥刘反曹”色彩。

《三国演义》描写了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280）近一百年的历史，其中着重描绘了大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纷争和兴衰过程。作品真实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画卷，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反动本质，表现了老百姓在动乱年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表达了作者反对战争分裂、希望和平统一的政治理想和对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

全书的思想倾向，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三国演义》把蜀汉当作主导方面，把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从内容安排上看，全书一百二十回，其中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这五十一年间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后四十六年的事只用十六回草草结束。从人物塑造上看，小说在展开三国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他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因此“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他不仅爱民，也很爱才，诚心宽厚地对待下属，与之肝胆相照，君臣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被视为良将和贤臣的典范加以推崇。而对曹操，作者不仅把他作为“乱世奸雄”来刻划，而且把他作为一个“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奸邪权诈的暴君形象来塑造，不忠不义是小说表现的曹操的核心性格特征。至于孙吴方面，只是陪衬而已。“拥刘反曹”倾向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包含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首先是民族思想的反映。三国故事流传加工的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蜀汉集团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加以强调，曲折地表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意识。其次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反映。作者在小说中以儒家“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来概括三国时期的历史，虽然不完全符合这一历史时期的实际，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反对暴政、拥护“明君”的要求，以及作者反对战争分裂、希望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再次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反映。小说以是否忠实汉室为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刘备和曹操一样想当皇帝，曹操被当作不忠于汉室的“乱臣贼子”来讨伐，刘备因为是帝室之胄，就得到肯定和赞扬。

二是《三国演义》极力宣扬“忠义”思想。小说第一回桃园三结义着重描写的就是一个“义”字，他们采用民间结义的方式，“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其内容是民间的“信义”。但从三人关系的发展看，其主要内容是“恩义”和“忠义”，是反映君臣关系的“义”。关羽是作者笔下“义气”的化身，他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以及斩蔡阳、古城会等行为，突出了他忠于桃园盟誓的义气；而华容道义释曹操，将个人恩怨置于蜀汉利益之上，则暴露了关羽之“义”的局限。诸葛亮也是作者笔下“忠义”的化身，他的忠义，主要表现在他对刘氏政权始终不渝的感情方面。经过三顾茅庐的考验，他认定刘备是自己可以托之终生的一代明主，他的忠诚就再也没有改变过，他一生的全部行为就是辅佐明主，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刘备死后，他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南征北战，都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他对刘氏王朝的忠诚，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了上述臣对君的“忠义”外，《三国演义》还表现了君对臣的“恩义”和下层民众相互扶持帮助的“信义”。这些思想一旦和封建正统思想相结合，就以对汉室的态度为衡量的标准，凡是拥护汉室或投奔蜀汉的就是忠，否则就是奸。作者对忠心不事二主的人也往往加以赞扬，使“义”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

三是《三国演义》集中描写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它所揭露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种种特征，超出了特定的三国时期，在封建社会具有典型意义。小说突出表现了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极端利己的私欲，他们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相互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不惜采用种种阴谋诡计和卑劣手段。如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打着“扶持王室，拯救黎民”的旗号，实际上各怀鬼胎，相互算计。袁术因怕“除狼而得虎”，故意扣发孙坚的粮草，致使孙坚军中自乱，被敌军偷袭军寨；孙坚意外得到皇帝的玉玺，就背弃盟约，准备回江东“别图大事”等都是例证。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魏、蜀、吴三家也都使用权术，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让另两家互相残杀。在这方面，曹操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意义，他身上集中概括了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些典型特征：利己、虚伪、奸诈、残忍等。第四回写他杀吕伯奢，就定下了这一人物的基调。吕伯奢是他父亲的结义兄弟，他因多疑而误杀了吕伯奢，陈宫谴责他“不义”，他却回答：“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道出了其人生信条。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毫无惜民爱民之心。刘备虽是作者正面刻划的理想化仁君的形象，但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基本特点——虚伪，还是在小说中表现出来。如在图霸称帝的过程中，本有帝王之志的他一直用“仁厚”和“忠义”来掩盖其政治目的。他一面要刘璋献城投降，一面口称“吾非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诸葛亮等人多次叫他即帝位，他再三推辞，直到诸葛亮不得已托病，并告知人心思散时，他才说出真心话：“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又说：“陷孤于不义，皆卿等也！”然后登上皇帝宝座。

四是《三国演义》以描写军事斗争为主，同时又穿插结合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作者把历史上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供后人借鉴。小说的战争描写可谓丰富，写到的大小战役和战斗有上百次，而且把每次战争写得各有特点，互不雷同，写出了战争的多姿多彩，可以说是一部战争的史诗。小说着重表现每次战争的不同条件和环境，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略战术的运用等决定战争胜负的多种因素，而不停留在双方一刀一枪的正面拼杀上，反映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客观规律，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小说的战争描写生动，在情节组织上做到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特别注意把人物形象的塑造放到战争描写当中，在战争中写人，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小说对战争的描写表现出一种英雄史诗的格调。全书战争描写最突出的是带有全局意义的三次大战役：官渡之战（第三十回）、赤壁之战（第四十三—第五十回）、彝陵之战（第八十一—第八十四回）。这三次大的战役，都表现了统帅指挥战争的谋略对战争胜败的重要意义，揭示了战争双方强弱转化的过程和胜败的原因，以及以寡敌众的结果。这些军事斗争的经验，表现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艺术结构既宏伟又严密。小说时间跨度长，人物事件众多，矛盾错综复杂，作者将丰富多彩、曲折多变的情节，组织成一个脉络分明、前后连贯的艺术整体。全书以汉亡为引线，以三国归晋为结局，以蜀汉和曹魏的矛盾斗争和兴衰过程为主线，以蜀汉故事为重点，以诸葛亮为中心，以隆中决策为关键，又穿插进蜀和吴、吴和魏的关系，井然有序地展开故事情节，详略得当，主次有别，虚实相生，脉络分明，前后照应，有条不紊地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结构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罕见的，表现了作者杰出的艺术才能。

第二，擅长描写战争。除上已言及的将全书上百个战斗场面写得深刻而富有启示性、曲折生动而引人入胜以外，还注意把战争写得具有诗情画意，在激烈的战争中穿插一些较为轻松的场面，使战争场面的描写富有节奏感。这些特点在赤壁之战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孙刘联盟成为战争取胜的关键，一场政治外交斗争在战前展开。诸葛亮舌战群儒、鲁肃力排众议、诸葛亮智激周瑜，联盟初步结成。草船借箭显示了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巩固了联盟，也客观上激化了诸葛亮与周瑜的矛盾。接着以火攻为线索，引出苦肉计、阚泽献书、庞统授连环计，其间穿插了阚泽献书几乎被曹操识破、徐庶向庞统道破火攻的惊险情节和群英会蒋干中计、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的轻松场面，有张有弛，扣人心弦。盲目自信、麻痹轻敌的曹操刺死刘馥，暗示着其全军覆灭的命运，但周瑜意识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口吐鲜血，小说又生波澜。就在读者为之紧张之时，这才引出诸葛亮巧借东风的情节。之后又有周瑜欲加害诸葛亮，诸葛亮巧计脱身的描写。这样的情节安排惊心动魄、引人入胜，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在民间“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艺术传统。

第三，塑造了众多鲜明的艺术形象。全书出场的人物有一千多个，主要人物有四百多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有几十个之多。其中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刘备、赵云、周瑜等人，都是家喻户晓的典型形象。作者刻画人物，往往围绕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渲染，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运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凸现人物的性格，带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色彩；善于运用对比、烘托的手法描绘人物，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语言简洁明快，雅俗共赏。作者吸取了史传文学的语言而又有发展，在浅近文言的基础上，适当吸收了一些口语成分，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特色。人物语言也开始注意性格化，曹操吐语，无不含诈；孔明言谈，处处有智；张飞口吻，豪莽不羁；关公出言，包藏傲骨。但总的说来，与善用口语和方言的《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相比，在人物语言个性化上尚有一定的差距。

《水浒传》的成书和《三国演义》相似，也经历了一个长期传说演变的过程，是一部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带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增删修改而成的作品。

《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但史书上记载得都很简略，只知道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河朔起事，横扫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关于起义的结局，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宋江被捉；有的说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也有的说宋江被招降后参与镇压当时浙江的方腊起义，被封为节度使。由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声势极盛，影响很大，就在民间产生一些传闻异说，广泛流传开来。

南宋时期，由宋入元的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水浒故事也见于宋元两朝的话本，据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小说家的说书题目中，已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这些显然都是有关水浒故事的段落。

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有一段三四千字的梁山泊故事，可能出于南宋“说话人”的整理本，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水浒故事有了比较连贯完整的情节，包括花石纲、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晁盖落草、宋江杀惜上山、九天玄女授天书和招安征方腊等重要情节，是《水浒传》创作的重要基础。现知元杂剧中有三十余种水浒题材的剧目，今存六种。杂剧中起义军的根据地由太行山改为山东的梁山泊，水浒英雄由三十六人扩展为七十二人。

《水浒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也有认为是由施耐庵写定后，又经罗贯中加工修改的。施耐庵的生平，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传说他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也有说是江苏兴化人。大约生活在元明之际，可能比罗贯中稍早。有人说他曾参加过元末张士诚的农民起义，但没有确凿的证据。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因其回目多少、描写详略、文词繁简的不同，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繁本中的百二十回本，在征辽和征方腊之间加入了征田虎、王庆的情节。明末清初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改成七十回本，故事至“梁山泊英雄大聚义”结束，无招安以后的情节，是清代最流行的本子。

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传》第一次艺术地再现农民革命斗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它所取得的思想成就是前所未有的。

《水浒传》揭露了封建统治的残酷性，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这一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小说从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高俅的发迹说起，可谓用心良苦。金圣叹在第一回总批中指出：“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上作”说明农民造反罪在朝廷，在贪官，在昏君。原为“浮浪破落户子弟”的高俅之所以受皇帝赏识，是因为会踢球。当上执掌兵权的太尉后，作威作福，睚眦必报。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受他的迫害。他又像一根无形的黑线，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贪官污吏串连起来，上有童贯、蔡京，中有梁中书、张都监、蔡九知府、刘高、高廉、黄文炳，下有殷天锡、祝朝奉、蒋门神、董超、薛霸、西门庆、郑屠、毛太公，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络。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中，老百姓不造反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属于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人物。他为了保住其身份地位和美满家庭，对高俅一伙的迫害采取逆来顺受和委曲求全的态度。高衙内为了抢夺林冲的妻子，在高俅支持下，逼得林冲妻离家破，发配沧州。到沧州后，高俅又派陆谦跟来，要谋害他的性命，他才愤然而起，杀了陆谦，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小说把农民起义作为正面事件来描写，写出造反者在官逼之下不得不走上反抗道路的真实情状。这些造反者不仅有统治集团之外的各阶层人士，如李逵、三阮、解氏兄弟等生活沦入赤贫境地的人，鲁智深、武松、吴用等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而且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如林冲、卢俊义等地主贵族。社会各阶层的不同人物殊途同归，被逼上梁山，显示了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是引发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这是《水浒传》主题的最深刻处。

《水浒传》真实地描写了农民起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个人或小集团的反抗发展到有组织、有纲领、与封建王朝全面对抗的全过程。小说开始写的多是个别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反抗社会恶势力的斗争，这些反抗往往没有进一步的目标，不能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威胁，也最容易被分而治之。为了免于灭亡，英雄们发展成小股联合队伍。智取生辰纲就是联合斗争的开始，参加此次战斗的有农民、渔民、道士、知识分子和下层地主，他们齐心协力夺取不义之财，事后一起奔赴梁山。在大闹清风寨后，义军才有了起义的性质，发展成与统治者公开对抗的武装力量，梁山水泊也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宋江上山后，更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起义队伍不断壮大，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起义军取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水浒传》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李逵是个雇农，家里仅有老娘一人，因人命案逃到江州，当了个小牢头。长期受压迫、残害的遭遇，使他对一切非正义的事物充满仇恨，他代表了义军队伍内部反封建统治立场最坚定的一派。宋江最忌讳人说造反，他偏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坚决反对招安，陈太尉来山寨降诏招安，他扯碎了诏书。他爱憎分明，对自己的弟兄和受苦的百姓怀有深厚的感情。宋江入江州狱，他早晚服侍，寸步不离；救宋江时他单人双斧，不顾性命；但听说宋江强占民女，就大闹忠义堂，甚至要为此杀掉宋江。可见在他的价值序列中，社会正义，也即大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既坦诚、直率，也简单、鲁莽。他没有摆脱皇权思想，盲目听信宋江，狭隘的报复思想严重，太爱杀人。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历代人们所喜爱的文学典型。行伍出身的鲁智深无家无业，无妻无子，虽做了下层军官，但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具有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他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善良人充满爱心，行侠仗义从不为自己。听说郑屠霸占金老的女儿，还要讹买身钱，他怒不可遏，结果惹出了人命官司，遁入佛门；他为朋友两肋插刀，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太尉的阴谋。他对任何现存的观念和制度都嗤之以鼻，投身佛门，不是基于信仰，而是迫不得已。他有与各种恶势力长期周旋的丰富经验，比李逵要干练老辣得多，但质朴甚至鲁莽又与李逵相通。在义军事业达到顶峰之后，他消极遁世的一面逐渐凸现出来，反映了义军许多人的共同心态。这也是作者陷入矛盾而无法解脱的结果。武松出身于下层城市贫民，武艺高强，秉性刚烈。他封建伦理意识强，私人恩仇观念重。景阳冈打虎后，他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为官府殚精竭虑。因兄长惨死而杀死奸夫淫妇，表现了他勇烈的性格，但他寄希望于“正常”的法律程序，结果心甘情愿被刺配充军。他行侠仗义，醉打蒋门神，只为报答施公子的知遇之恩。后不得已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出家当假行者，落草二龙山，最终目的仍是走招安一路，好受赦生还。上梁山后，逐渐认清了社会的本质，走上坚决反抗的道路，并反对招安。他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下层人民由与世无争到个人复仇，再由个人反抗到团结抗敌，反抗最高统治者的过程。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等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也写得很有特色。

《水浒传》具体地描写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小说从八十一回开始描写起义的失败结局。在梁山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义军就开始力争招安。宋江一方面通过李师师打通关节，主动争取招安；一方面抵抗征剿部队，为招安创造条件。义军最终得到招安，走上破辽、征方腊的战场。虽然梁山好汉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却无法避免悲剧结局。讨方腊得胜回朝时，一百单八将只剩下二十七人；宋江饮御酒而死，卢俊义吃放有水银的御膳而亡，一班“全忠仗义”的英雄好汉，最终落得个“神聚蓼儿洼”的悲惨下场。领袖的作用是义军走上招安之路的最重要的原因。宋江性格的两大组成部分就是义和忠，做个全忠仗义的人是他毕生的追求。在开始时义的成分居多，由于他特别重义气，故人称山东及时雨。但这时也不能说他不忠，比如他对梁山的看法，“于法度上却是容不得的”；被劫上梁山，说众好汉是要陷他于不忠不孝。后期忠则占了上风，一上梁山，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不强调反抗而强调归顺，明显抱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在他领导下，义军的性质迅速发生变化。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利用一切机会向朝廷表白陈情，一方面在义军内部加紧工作，得到义军中一部分以贵族地主和朝廷命官为主的投机者的支持。宋江临死时还说，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朝廷的怀柔政策是义军走上招安之路的重要外部原因。作者满怀热情地歌颂梁山义军的造反精神及其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却又让他们招安；写招安，又不是写他们荣华富贵的结果，而是写出一个催人泪下的惨局，这反映了这部思想倾向十分鲜明的小说本身存在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形成这种深刻思想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民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虽然义军中不乏反皇帝的言论，但这支革命队伍并没有形成反对皇帝的明确纲领，他们也不可能突破封建皇权主义的思想束缚。第二，忠君思想的影响。“忠”是维护封建君臣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在统治阶级内部是一种牢固的观念，在被统治的普通老百姓中，也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水浒故事的加工者们把它带到作品里来，渗透到人物性格和艺术情节之中。第三，民族斗争历史背景的影响。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到文人写定成书的整个宋元时期，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南宋时期，北方的抗金义军愿意依附朝廷，共同对付外族入侵者。招安路线跟“平虏保国安民”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绝不是偶然的。第四，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实行招抚政策的影响。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就有被张叔夜招降的记载。《水浒传》中关于义军被招安的描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招降政策和历史上的招降事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水浒传》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其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着力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独特原因；把人物置于尖锐的冲突中，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表现其性格；在对比中凸现不同人物的个性差异和同一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轨迹；用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富于动作性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作者塑造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系列性格鲜明、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它写人物不简单化，有丰富的性格内涵。人物的思想性格，在矛盾斗争中合乎逻辑地得到显现。《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像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等写得最成功的形象，都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以升华、提高，寄托了人民英雄主义的理想。但同时作者又没有将他们神化、定型化，而是严格地按照生活的逻辑，写出他们思想性格和环境遭遇的联系，而且随着环境和生活的变化不断发展。

《水浒传》的情节丰富生动，完整连贯，结构颇具特色。整部作品由多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讲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和遭遇，多个情节组成全书的总情节。

《水浒传》是第一部用口语写成的长篇小说，它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炼、生动而极富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无论叙事、状物、写景、写人，都能惟妙惟肖，逼真传神。

《西游记》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也是在长期民间流传的基础上经文人整理而产生的，成书过程大约历时七百年。

西游故事以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长安弘福寺和尚玄奘法师不顾禁令，西行去天竺求法，经过百余国，费时十七年，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在当时的朝野引起巨大轰动。回国后，他奉诏口述，其门徒辨机笔录，撰成游记《大唐西域记》，记叙了取经途中的艰难困苦和异域风情。后他的门徒慧立、彦琮又根据其经历写成《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增加了一些宗教传闻，强调了一些奇异情节，这是神化唐僧取经的先声。以后取经故事不断得到加工润色，传奇色彩越来越浓。

西游故事曾在民间长期流传，其由写实向神话转变的完成是俗讲。南宋时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说经话本，主旨是宣扬佛法，它已经脱离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虚构，把真人真事神化了。书中出现了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深沙神，以及偷王母蟠桃和取经路上逢妖遇魔等人物和故事的情节。

从南宋到明初，取经故事在多种文艺形式中发展起来。元明之际出现了一部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全书已佚。《永乐大典》第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引了一段《梦斩泾河龙》的故事，约一千二百字，情节与今本《西游记》第九回基本相同。成书在《永乐大典》前的朝鲜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中，也概括引述了《西游记平话》中关于“车迟国斗圣”故事的片段，相当于今本《西游记》第四十六回。《西游记平话》很可能是吴承恩据以加工的一个重要底本。取经故事在话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时，类似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金院本《唐三藏》和元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均已失传。现存元末明初人杨讷所着《西游记》杂剧，不仅定型了西天取经的全班人马，而且增加了唐僧出世、过火焰山、女儿国等情节，同样丰富和完善了西游故事。

《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吴承恩。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出身于世代书香而没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父、祖父只做到文职小官，父亲吴锐因家境贫穷，开丝线铺为生，但酷爱读书，为人正派，对时政不满，吴承恩深受其影响。吴承恩性敏慧，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年轻时即以文名着于当地。但他在科场一再受挫，四十三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四岁就任浙江长兴县丞，因性格清高、倔强，受人诬陷入狱。不久，耻于折腰，拂袖回到故乡，长期过着闭门着述的生活。吴承恩从小就爱读野言稗史和唐人传奇，中年时曾撰写志怪小说《禹鼎志》，全书已佚，仅存序文。吴承恩创作的诗、文、词数量不少，大多亡佚。诗文集有后人所辑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

《西游记》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七回是第一部分，写美猴王出世、求道、闯龙宫、搅冥府、闹天宫，集中描绘孙悟空追求无拘无束生活的经历，塑造其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英雄品格。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写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征斩龙、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和玄奘奉诏取经，交待取经缘起，主要起组织情节的作用，但在思想上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第三部分，详细描写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共同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歌颂了孙悟空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

《西游记》是一部充满幻想、情节离奇的小说，其思想历来是学者讨论的焦点。小说借神魔题材，曲折地反映明代的社会生活，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天宫神权统治的腐朽，玉皇大帝的昏聩凶残，是人间社会封建统治的艺术投影；妖魔鬼怪的猖狂，是现实世界罪恶势力的折光；他们的横行霸道、贪婪自私、阴险狡诈、凶暴残忍，是社会生活中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本质特征的艺术概括；而孙悟空在跟妖魔斗争中所显示出的丰富的斗争智慧和艺术，又是现实生活中人民长期社会斗争的经验的总结。吴承恩对这个传统的宗教故事进行了成功的改造，熔铸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这是《西游记》的社会意义所在。

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在全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通过这个神话中的英雄，作者寄托了人们的生活理想。他破石而生，“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他学会了高强的本领，能七十二变，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他闯龙宫取得如意金箍棒，又闹冥司一笔勾掉生死簿上的姓名。他在花果山上自在称王，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孙悟空这种不甘拘束的个性和豪放气概，表达了人类对于摆脱一切束缚，得到彻底自由的理想的生命形态的向往，这是在神话中才能形象地表现出来的人对于自身处境的幻想。玉皇大帝为控制他，招他做弼马温。当他听说此官职位低下，便打出天宫，回花果山封自己做了“齐天大圣”。在得知王母的蟠桃会居然没有他这个“齐天大圣”的位置后，他不仅搅散蟠桃会，而且偷吃了金丹。这反映出人们要求个人的权利、地位、尊严得到尊重的强烈愿望。但他一而再地大闹天宫，并非有意向以玉皇大帝为代表的天宫统治秩序发起挑战，而只为自身的自由遭到了威胁。彻底的自由、生活欲望和个人尊严的充分满足，以及反抗一切压制，这些人性中的要求在现实环境中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只要社会思想比较开放，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西游记》的前七回，正是以神话的形式满足了人们内在心理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向往。当然，人的实际处境使小说不可能始终在这一方向上发展，孙悟空的失败，多少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即恣野的人性不可能不受到现实力量的约制。孙悟空被迫皈依佛门，在猪八戒和沙僧的协助下，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从无法无天、绝对自由的状态到受到禁制，小说写出了向往自由的人性在受到强大的约制时的矛盾状态。尽管在取经的过程中，孙悟空并没有改变他基本的性格特征，照旧桀骜不驯，向往自由，但“佛法无边”，“禁箍咒”牢不可破，他又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与妖魔斗争发生困难时，他还常常求助于如来、观音、太上老君乃至天宫的神将。人类对于自由和尊严的追求受到现实力量的强有力的制约，表现了人性的自由本质与不得不接受约制的人类现实的尴尬处境，其中包含着个性解放的思想。而孙悟空师徒四人在灾难的磨炼中使人生得到完善和升华，又寓涵着人只有历尽艰险，才能达到自由幸福的境界这一哲理。

孙悟空的形象还寄寓着人民群众反抗封建专制的社会理想，表现了人民反封建压迫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无论是大闹天宫，还是在取经途中和妖魔作斗争，强烈的反抗意志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始终是孙悟空的基本特征。他在大闹天宫时提出的“强者为尊”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思想是极其大胆的，跟封建正统思想和等级观念根本对立，表现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市民意识。孙悟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民传统的历史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和民族精神的艺术表现。而取经路上的济困扶危、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等等，又是现实斗争中英雄思想性格的集中概括。孙悟空在神魔世界里斩妖斗怪、驱邪除恶，具有伸张正义的性质，他那种机智英勇、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颂和响应。

猪八戒是《西游记》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他有很多缺点，如行动莽撞，贪吃好睡，懒惰笨拙，贪恋女色，自私自利，对孙悟空心怀嫉妒，遇到困难常常动摇等等，但也有长处，如能吃苦，在妖魔面前从不屈服等等。勇敢中带着怯懦，憨厚中带着奸滑，猪八戒的形象，体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欲望和弱点。比较而言，孙悟空的形象多有理想化的成分，猪八戒的形象则更具有日常生活中人物的真实性，读起来让人觉得亲切。

《西游记》是一部有独特风格的浪漫主义杰作，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首先，作者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龙宫冥府、仙地佛境、狐鬼精灵等，均非人间所有；更兼神奇兵器、超人能耐、奇闻异想等，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作者又往往将异想天开、变幻莫测的故事与现实人间融为一体，隐含生活的真谛，做到了幻中有真，假中寓真。其次，作者采用诙谐的游戏笔调，营造了幽默的喜剧风格。小说许多故事妙趣横生，令人发笑。在人物塑造方面，多滑稽诙谐的笔调，如喜剧效果最浓的猪八戒形象的塑造就是如此。作者又能在诙谐逗趣中蕴含辛辣的讽刺和严峻的批判，完满地表达作者的爱憎态度和作品的深刻思想。再次，作者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中心，精心铺垫，逐次展开情节，在结构组织上颇具匠心。小说有一条十分明显的主线贯穿，即孙悟空等人的活动，将他们与神佛、妖魔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在把看似独立的四十一个小故事连缀在一起时，注意埋下伏笔，前后照应，使故事的演绎既错落有致，又因果分明。

《金瓶梅》题“兰陵笑笑生”作，作者的真实姓名迄今为止仍是个谜，学术界有过许多推测，但都缺乏确凿的佐证。清代比较重要的说法有：清初张竹坡评本《金瓶梅》谢颐序提出为“王世贞门人”；顾公燮《消夏闲记》说是王世贞；《古本金瓶梅》附录之《王仲瞿考证》认为是王世贞或李卓吾（贽）；在兹堂《金瓶梅》署作者为李笠翁（渔）等。其中张竹坡评本据“苦孝说”立论，推测作者为王世贞，影响最大。“五四”以后，又陆续产生了李开先说（吴晓铃、徐朔方等提出）、贾三近说（张远芬提出）、屠隆说（黄霖提出）、王穉登说（鲁歌、马征提出）等见解。尽管《金瓶梅》的作者不详，但它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这一点，值得注意。它以前的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大都是经过长期的民间集体创作再由文人集中、加工、提炼的产物。《金瓶梅》则开创了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使文人创作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主流。

《金瓶梅》假托北宋末年为时代背景，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和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着鲜明的晚明时代特征。小说以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展示了晚明社会的众生相，暴露了晚明社会的黑暗，批判了晚明社会的官僚、家庭、婚姻等制度，给后人留下了一幅五光十色的时代风俗画。

《金瓶梅》揭露了晚明社会官商勾结、政治腐败的黑暗现实。第三十回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那时……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俅）、杨（戬）、童（贯）、蔡（京）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这段话可以视为对晚明黑暗政治的总结。小说中，当朝宰相蔡京仅仅因为其生辰时西门庆几次送来大量的金钱财物，就拿了朝廷钦赐的几张空名“告身劄付”，让西门庆在山东提刑所做了个理刑副千户（后转正千户）的五品官，连西门庆家的主管吴恩典、家人来保也分别安置为清河县驿丞和郓王府校尉。这几份空名“告身劄付”是皇帝钦赐的，作者揭示的卖官鬻爵的腐败风气牵涉到了朝廷的最高统治者。司法机关同样贪赃枉法，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难雪的沉冤：西门庆毒死武大，娶潘金莲，贿赂了知县，得以逍遥法外；朝中奸臣杨戬倒台，累及西门庆，西门庆差人重贿礼部尚书李邦彦，“西门庆”之名被改成“贾庆”，免去灾祸；西门庆与仆人来旺之妻宋惠莲私通事泄，来旺扬言杀他，他买通夏提刑、贺千户，将来旺痛责，递解原籍；宋惠莲愤而自缢，宋父上告，西门庆勾结知县，以打网诈财、偷尸图赖的罪名将其毒打致死；扬州员外苗天秀惨遭杀害，西门庆将主犯苗青所给千两贿银中的五百两分给夏提刑，与其合谋放走罪犯。至于官商勾结、牟取暴利之事在小说中也比比皆是：新状元蔡蕴路过清河，西门庆竭诚款待，并赠金送行，后西门庆从蔡状元那儿获得三万盐引早支一个月盐的特权，在盐市上独擅其利；西门庆贿赂钞关的官吏钱老爹，请他在过税时“青目一二”，一批万两银子的货物竟只纳三十两五钱关税（按明政府“凡商税三十抽一”的规定，这批货物至少应纳税三百三十余两）。在这种只有金钱和人情才能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情况下，西门庆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金瓶梅》还大量描写了晚明社会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人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西门庆家中妻妾成群，但众妻妾乃至奴婢之间的争宠夺利异常激烈，显示出多妻制婚姻关系的不合理和封建私有制的罪恶。李瓶儿是西门庆的第五个妾，由于从前夫那儿带来了大量的金银财物，又生下西门庆唯一的儿子官哥，备受西门庆宠爱。潘金莲为与李瓶儿争宠，驯养一猫，加害官哥。官哥被猫抓后惊搐不已，不治而亡。潘金莲大快其心，李瓶儿因此一病不起，不久亡故。小说有不少地方写到西门庆在占有各色女子时，一面寻欢作乐，一面商谈着财物的施予，两性关系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五十六回写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回家就傲气十足，他的妻子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钱驱使下的可悲和可怜。小说里还多次写到买卖丫环的费用：第十三回写西门庆为李娇儿买了一个十五岁丫头夏花儿，用了七两银子；第九十二回写李衙内娶了孟玉楼后，把原来的丫环玉簪儿变卖了八两银子，另买了一个十八岁的使女；第九十七回写春梅为陈经济买一个十三岁的丫环，仅用了三两五钱银子。而西门庆等人一席酒即耗费千金，却是常有的事，下层百姓人命的悲怜和贵族生活的奢华形成鲜明的对比。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全方位地展现一个商人的发家历程，并在具体描写中触及到当时商品经济的某些本质问题的作品。西门庆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典型商人，作者以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描写这个人物。他出身于商人家庭，父亲西门达是个来往于清河与甘州之间做绒布生意的商人，他本人在清河县开着个生药铺，资金不过千两银子。但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他很快成为拥有万贯家产的暴发户。他敛财有道，在短时间内积聚了较为丰厚的商业资本。一是“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如替盐商王四峰等向蔡京说情，一次得银千两；又帮苗青开脱杀人罪责，受贿五百两。二是吞没亲家陈洪家产。女婿陈经济因其父陈洪受杨戬案牵连，带了不少衣物箱笼来西门府避难，西门庆即让女婿帮他管账，可谓人财兼得。三是靠纳妾直接获取大量资本。他娶妓女李娇儿作二房，得到其私蓄银子上千两；娶富商杨某的遗孀孟玉楼作三房，她“手里有一分好钱”；又娶原大名府梁中书之妾、花太监之侄花子虚之妻李瓶儿为六房，她的全部家当，包括开铺子极为理想的狮子街住房都归西门庆所有。

西门庆扩充财富的手段是极其卑劣的，但作者又让我们看到他精明干练的一面。头脑精明的他十分看重金钱的流通作用，发了横财却并不守财，除了自己挥霍和贿赂各级官员外，他采取各种手段经商，以赢得更多的利润。其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有利可图的行业上：一是开张店铺，除扩大原来的生药铺外，又开设了解当铺、绒线铺、绸绒铺、缎子铺等。二是放高利贷，取利高达五分（四十三回）。三是长途贩运，将南方的丝绸、棉布、绢缎、茶叶等运到临清或清河码头转手倒卖，又把北方的米、盐、土特产等销到南方。西门庆不仅经营有道，而且管理有方。他非常重视信息来源，平日结交的应伯爵、谢希大、吴典恩、常时节、祝日念等十兄弟，个个头脑灵活，擅长交游，信息灵通，是西门庆生意场上的“信息库”和“智囊团”。西门庆经常从他们那里得到商业信息，并参照他们的建议决定进货、销售的价格和时机。西门庆做生意一般只作决策，并不直接参与经营，具体营销事务交与手下人去做，分工明确，有条不紊。他还大胆合伙经营，放手任用人才，充分发挥合作者以及“伙计”的潜能。他与乔大户、吴二舅、陈经济等人合作经营，委以重任，按本分红，极守信用。他雇用傅伙计、韩道国、贲地传、甘出身、崔本等人，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让他们发挥专长，自主经营，并订立合同，采用利润分成的方式付酬，把传统的主仆关系转化为新型的商业伙伴关系，让商业收益与经营者的报酬紧密结合在一起，刺激经营者以主人翁的姿态加倍努力工作，赚取更多利润。

当然，作者也写到了西门庆在商场上流露出的流氓本性，如他压制同行，独揽生意，对蒋竹山在他眼皮底下开生药铺大为光火，指使鸡窃狗盗之徒鲁华和张胜等人讹诈、殴打蒋竹山，还勾结官府，使蒋竹山输掉官司，关了买卖。西门庆还不惜用大笔钱财攀附权贵，结交官府，捞取政治资本，以便凭借手中权力在商场上巧取豪夺，牟取暴利。小说尤其突出西门庆对金钱和女色的占有欲，揭示其贪财好色完全建筑在摧残他人人性和戗害自身生命的基础上。这个十六世纪的商人在事业兴旺发达之时，却因恣意纵欲，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自己的事业。这个晚明时代官僚、富商、恶霸三位一体的暴发户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添上了浓重而亮丽的一笔。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它选材独特，与以往多以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为主人翁，追求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的作品不同，它以一个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写实的手法，通过这个家庭的广泛社会联系，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它注重人物刻画，打破了过去单一的人物性格色调，通过能充分地展示人物性格的大量生活琐事，将人性的善恶、美丑揭示出来，塑造出性格层次丰富的人物形象；它的语言独具特色，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口吻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使人物的心理与个性跃然纸上，加之方言俗语的广泛运用，极大地增强和丰富了人物的表现力。

《金瓶梅》受后人批评最多的，是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性描写。一方面，这种描写受到晚明时代肯定人欲的风气影响，对揭示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刻画人物性格、展开故事情节有一定的益处。另一方面，这种描写，尤其是其中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粗鄙低俗的文字，使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也大大影响了它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