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秦观《踏沙行·雾失楼台》原文赏析

(宋)秦观

踏沙行·雾失楼台

雾失楼台,月迷津度,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是淮海词的代表作,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因“影附苏轼,增损《神宗实录》”的罪名被贬处州。绍圣三年,又以“谒告、写佛书”再贬郴州,此词即写于谪居郴州期间,表现出屡遭贬谪后的哀苦凄厉之情。

开篇两句互文见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茫茫浓雾和朦胧月色遮住了人的视线,楼台与渡口都隐没消失了,一派迷迷朦朦的江边夜景,使人茫然若有所失。紧接一句“桃源望断无寻处”,更加深了这种失落与惆怅之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宁静祥和的理想境地,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哪里去找寻这一方乐土呢?现实对秦观来说,是险恶的新旧党争,是屡遭打击的厄远,因而理想中的“桃源”只能是“望断”而“无寻处”。高楼、津渡、桃源三者皆可视为美好事物的象征,词人分别用“失”“迷”“无”三字对它们的存在加以否定。这三句写得优美而朦胧,透露出词人屡遭贬谪的愁苦与对前途的迷惘。有人依据下二句提到“孤馆闭”、“斜阳落”,认为词人既然闭居孤馆就不可能见到津渡,时间上亦不可能由月夜反转去写日暮,因而断定开篇三句不是写眼前实景,而是幻景的象喻,后二句才是写眼前实景。这样的分析不免将诗词解得太落实,诗词不一定在时间上非得记流水帐不可。应该允许时间上作不规则的跳宕,场景上作大幅度的切换。写眼前实景而寓情于中,与将心中之情以一种视觉形象(景)表现出来,两者很难截然区别开来,因为写实景而寓情,所写之景也就不可能是客观写实,而是情的外化。

要说前三句与后二句的区别,前三句是用景来表现被谗后的总体复杂心情,意象的内涵比较朦胧;而后二句则重在表现谪居生活之苦,意象的内涵比较确定。因为后二句写到孤馆、杜鹃声、斜阳这些具体表现谪居、归思的意象。“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馆而孤,春而寒,已令人不堪,更何况夕阳西下,天色将暗,耳边传来凄厉的“不如归去”的杜鹃哀鸣。“孤馆闭春寒”不能理解为词人在春寒中闭居孤馆,而是类似李煜《相见欢》“深院锁清秋”的句型,也就是李璟《山花子》“春恨锁高楼”的倒置。“孤馆闭春寒”实即春寒紧紧笼罩着孤馆,馆中之人自然也就为此种氛围所逼,愁苦之情毕现。王国维最欣赏“可堪”二句,认为这二句最能体现秦少游凄厉的词境,是一种“有我之境”。

过片连用两则典故来表现羁旅之愁。“驿寄梅花”用《荆州记》典,相传陆凯与路晔为友,陆凯在江南寄一枝梅花给在长安的路晔,并赠诗云:“折花逢秦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鱼传尺素”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诗意,诗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句。秦观在贬谪后独自一人远迁异乡,并无家人相伴,“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自作挽词》)。“砌成此恨无重数”,恨亲人不得相聚,恨故土难返,恨命运多舛,用一“砌”字,遂使抽象之情思,变为具象之形容,使人感到他内心“恨”的深重与难以消除。

结拍又转为写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似乎是要从层层叠叠的恨中解脱出来,放眼山川。其实,这是“恨”的深化。郴江发源于湖南省郴县之黄岑山,出山后北流而入耒水,再北流至衡阳,东入潇湘之水。这本是山川地理形势,有何可问,词人却偏偏要问,问得无理,问得神秘。“幸自”、“为谁”二词更使无情之山川变得有情有感,词人借山川形胜寓托自己的情感,是以无尽的郴江水象征离恨别情,抑或是以流下潇湘象征自己生活的飘零不自主?不必一一落实。重要的是这一象征性的描写,使人对不息的宇宙,对无常的命运,产生一种思索,这种思索虽深隐幽微,难以作确定的解说,但其传导出的深悲极怨却又是确定的。无怪乎,与秦观有同样贬谪经历的苏轼要“绝爱”这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苕溪渔隐丛话》引《冷斋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