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二三月， 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来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中国历史上有过大约两百年的南北朝分治时期，北方为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一提起北朝文学，人们便联想起那首千古流传的《木兰诗》和高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歌》。但除了这两首民歌外，似乎再没有什么了。有的文学史家批评北朝文坛上“都是没有出息的文人”、“没有一个诗人。”这样的批评未免有些片面，如果从这时期南北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北朝文学还是颇可注意的。就以这首乐府杂曲《杨白花》来说，它和朴素悲壮的《木兰诗》、《敕勒歌》风格迥异，它那芬芳悱恻、荡气回肠的情愫，使人误以为这是南朝吴歌。而历史明白记载：它出自北朝一位少数民族女皇之手。
这原是一首失恋的哀歌。北朝后魏名将杨大眼，有一个儿子名叫杨华(本名白花)，武艺高强，容貌魁伟，为宣武帝的妃子、后来临朝称制的胡太后看中了。二十多岁的胡太后，姿色才艺出众，曾幸华园林，宴群臣赋诗；登鸡头山，射象牙簪。浪漫的性格，早孀的遭遇，使她与杨华发生私情。后杨华怕风云不测，祸事临身，便逃往南方梁朝去了。胡太后追思不已，为作《杨白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蹄歌之，声甚凄断。
这首《杨白花》最值得注意之点，是它明显地受有南方吴歌的影响。不仅风格上像南方民歌那样柔情似水，无限低回；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和南方民歌极为相似。南朝民歌一个主要特征是广泛运用一种谐声的隐语，一语双关。最常见的是以“莲”双关“怜”。如《子夜歌》：“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以“丝”双关“思”，以布匹的“匹”双关“匹偶”。如“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杨白花》诗也是巧妙地运用谐声的修辞技巧，全篇用“杨花”与“杨华”谐音，用“飘荡落南家”的杨花，隐隐比喻舍她而去的爱人。她在痛苦中寄情于那秋去春还的双燕子，来沟通南北消息，盼望南方远人回归。想像丰富，一往情深，语言清新自然，富有浓厚的南方民歌风味。
近人冯沅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她在《“杨白花”及其作者》一文中指出：《杨白花》的首四句和南朝诗人鲍照《行路难》第八章首数句异常近似。鲍诗云：“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阳春妖冶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的确，《杨白花》在表现手法上受鲍照影响是极明显的。
这种文学现象是发人深思的。当时中国分裂了几个世纪，政治、经济、地理风俗，南北大不相同。以诗歌来说，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色彩情调大异其趣。然而，各民族之间的优秀文化又很自然地相互交流、融合、像无形的磁力，一种内在的要求统一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这种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北朝人喜爱南国情调的《西洲曲》，南朝人也喜爱北国风光的《敕勒歌》。南北熔于一炉，才形成了我国诗歌多彩多姿的风貌。后魏胡太后所以能写出秀美温柔、儿女情长的《杨白花》，显然是受汉族文化熏陶的结果。就汉族方面说，大诗人如李白、词人如辛弃疾，其作品风格之豪放，溯其渊源，又何尝没有《木兰诗》、《敕勒歌》的影响呢！胡太后的公公，后魏孝文帝拓跋宏，在民族融合方面是有不朽的历史功勋的，他极爱中原文化，当时南朝的文学、音乐和其他典章制度大量输入北地，后魏文坛风气是“言必称江左”。号称“三才”的北朝著名文学家温子昇、邢邵、魏收，他们的作品大都模拟南朝齐梁文风。如果不从历史的眼光看，也许真是一批”没有出息的文人”。其实，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是有积极意义的。《杨白花》则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高超的艺术技巧，远远超过同时代人，怎能说北朝“没有一个诗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