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幾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质测即藏通幾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幾，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谁是合外内、贯一多而神明者乎！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幾。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儒者守宰理而已。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幾至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学者几能研极之乎？智何人斯，敢曰通知，顾自小而好比，因虚舟师《物理所》，随闻随决，随时录之，以俟后日之会通云耳；且以自娱。岁在昭易汁洽日至箕三，浮山愚者记。
〔注释〕 盈：满。 人受其中以生：《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孔颖达疏：“天地之中，谓中和之气也。” 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语本《周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因：凭借。 表理：揭示事物的道理。 心一物也：方以智认为心即一物，还认为心具有认识能力。 不可知：指抽象的道理。 可知者：指有形的事物。 摄：统摄、包括。 以费知隐：费指具体的事物；隐指隐藏在事物中的道理。此句的意思是从研究具体的事物出发而求得事物之理。 重玄一实：重玄，即玄之又玄。此句是说一切看来十分玄虚的道理，都是从实际事物中产生出来的。 神：《周易·系辞》“变化不测之谓神”。 深幾：穷尽未形之事之理称为深，事物运动变化之际称为幾。 寂感：《易·系辞上》“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通幾：指贯通一切事物的内在道理，相当于现在的哲学。 元会：指世界。 螽蠕：小虫。 质测：观察事物的形质，即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 藏通幾：即哲学蕴藏在科学之中。 竟扫：排除。 宥密：宏大深密。 遗物：离开具体事物而空谈理论。 合外内：语本《礼记·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合外内，就是要成己成物。 贯一多：通幾之学为一；质测之学为多；贯，贯通。 远西学入：指明神宗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把西洋的天文、地理和数学等自然科学传到中国。 宰理：指研究社会政治、教育、伦理的理论。 呼吸《图》策：呼吸，反复深入研究。《图》指《河图》；《书》指《洛书》；策指卦策。 端幾：事物精微深刻的道理。 引触：引申出深奥的道理并触类旁通。 研极：钻研穷究。 虚舟：即王宣，号虚舟子，方以智的老师，《物理所》是其著作。 昭易汁洽：据《尔雅·释天》，昭易、汁洽为癸、未。癸未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 日至箕三：指太阳运行到和箕宿第三星同一经度，当为阳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后。 浮山愚者：方以智自称。
(储玲玲)
〔鉴赏〕 明末清初，是我国思想、学术又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伴随着明王朝土崩瓦解之势，在统治中国思想界长达六个世纪的理学体系内部，孕育出一批自我批判的智能之士。方以智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代表，而《物理小识》便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十二卷，共分天地、人身、医药、器用以至方术、异事等十五门。虽然只有约十万字，却花了作者三十余年心血。《四库提要》称此书说：“张华、赞宁所撰，但言尅制生化之性，而此则推阐其所以然……细大兼收，因亦又以资博识而利民用。”此书的中心思想，集中体现在作者的《自序》之中。
《自序》开宗明义提出了“盈天地间皆物也”的命题，认为天地以及天地之间的人和一切现象，自费(有形象的)至隐(无形象的)，无非事物。这一判断，表明了方以智在宇宙观上的唯物论立场。
基于这一立场，方以智在“自序”中进一步提出了自然科学与哲学联盟的“质测通幾”论。他说：“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其所谓质测，是考究悠久广大、无所不包的客观物质世界。大至于亘古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史，小至于一草一木，昆虫、菌类，都是研究对象，其内容是鉴定性质，评论优劣，把握规律，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物理实证科学或称自然科学。通幾则是深究天地万物动静变化的“至理”，“幾”是指天地万物变化的内在根据或必然性。它是事物内部矛盾开始发生转化即由静到动的一种微妙状况，所谓“权之始也，变之端也”。通幾就是揭示这种变化的固有的因果联系，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哲学、形上学。换言之，质测是考究物之理、物之当然，通幾则是把握物之所以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质测即藏通幾”；而后者则泳涵了前者的本质与规律，“通幾护质测之穷”。二者相辅相成，因而不可执此废彼。这种质测通幾的辩证关系论，否定了那种“扫质测而冒举通幾”，脱离客观实际而凭主观想象去创造什么体系、规律的“遗物”倾向，强调了哲学认知论的自然科学基础以及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意义。是方以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自序》说：明万历以来，西学传入。西学只是凭着它较先进的实践和认识工具，“详于质测”，但于“通幾”却显得落后。正由于此，所以其“质测”之学也不算完善。这是方以智对西学的一分为二。这种观点有别于当时一些担心“以夷变夏”的思想僵化的保守派，也有别于一些认为“中不如洋”，主张全盘西化的崇洋媚外派。他自己不仅大量地阅读了当时翻译过来的西方科学著作，而且还教儿子从传教士学数学、物理学，对西方的神学则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对西学也是持两分法的态度，有选择地吸取。
方以智把世界上的知识分为三类。除了质测之学、通幾之学而外，便是宰理之学。宰理即是作宰、为官之道。他说“儒者惟守宰理”，对这种人，他颇不以为然。他说：“世所谓儒者，多有二病，穷理而不博学，闻道而不为善。……拘守苦难(名教)，以尊礼法者，皆好名之徒，桎梏其至性为之者也。”(《稽古堂文集·旷达论》)而“汉儒解经，类多臆说，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通雅·考古通说》)。批评他们只知株守为官之道，对于自然科学却一窍不通，只能鹦鹉学舌，这种批评可谓切于实际，入木三分，痛快淋漓！其在当时有着发聋振聩的启蒙作用。
方以智所崇奉的“圣人”与此类人相反，他们能“通神明，类万物”，从《易》的阴阳、中和、变化之道中去领会和把握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真正原因。方以智出身于四世研《易》之家，所受家学和塾师的《河》《洛》象数之说的影响很大。他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所谓“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都是归宗于《周易》。方以智认为，“周公，商高之方圆积矩，全本于《易》”(《曼寓草》卷下)而“物物神神之深幾”，都“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幾至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易》不仅包容万有，而且“征天地之幾”，即“征其动静之显而阐其动静之幽”(《易余·三冒五衍》)。“显”，是指《河》《洛》图书象数；“隐”是指其蕴含的义理。也就是说，《易》就在于揭示事物动静变化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根源。方以智认为，象数与义理，既是阐明易理的两种方法，同时又是太极功能的体现，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一靠卦象符号展示，一靠语言文字阐述，在通幾中可以结合运用。不过，他于二者中更强调以象数法解“易”。他说：“象数正有无交轮之幾所寓于无言者也”，“此推理、质理，以象数征之盖信者也”(《东西均·象数》)。从而构成了他通幾之学的一大特色。直可以说，方以智在其家学基础上所构建的质测通幾之学，是自北宋以来，我国象数易学发展的代表性成果。黄宗羲说方以智“言河、洛之数，另出新意”(《思旧录·方以智》)。王夫之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骚首问》)这些都是对方以智质测通幾之学的肯定。然以今天的科学发展而论，方氏之论仍包含了不少非科学的地方，这也正是哲学科学需要不断扬弃，从而不断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