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注释〕 《关雎》： 《诗经·国风·周南》第一首诗的篇名。 风： 去声，作动词，教化。 之： 《说文》“出也”。 声： 宫、商、角、徵、羽；文： 由五声和合而成的曲调；音： 将五声合成为调。 经： 常道，作动词，使归于正道。 主文而谲谏： 郑玄注：“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当其以民间歌谣“讽”、“刺”时，能合于宫商相应之文，以婉约的言辞谏劝，而不直言君王过失。 变风变雅： 变，指时世由盛变衰；变风，指邶风以下十三国风；变雅，大雅中《中劳》篇以后的诗，小雅中《六月》以后的诗。虽有个别例外，但变风变雅多为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相当于“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四始： 郑玄认为指风、小雅、大雅、颂，“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鹊巢》《驺虞》句： 《鹊巢》，《国风·召南》首篇，《驺虞》为末篇。《正义》：“《鹊巢》《驺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故系之召公。”
(张传友)
〔鉴赏〕 中国诗歌的源头一在《诗经》，一在楚辞。后者穿透雾气弥漫的生活乱象，直接叩问生命的本然与真谛，从生命个体性灵的角度表达一种痛心彻骨的人类关怀，这种关怀与老庄那种超越肉体的滞累，高蹈苍穹的空灵精神、虚静率性的生命情怀内在相通，带有强烈的浪漫色彩。而前者经过孔子删定而体现出鲜明的儒家伦理色彩，处处透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普世关怀。
时至西汉，在《诗经》本文的传授、微言大义的阐发方面卓然大家有： 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国韩婴和赵人毛苌。前三家属于“今文经学”，被立为官学，可惜均已失传；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经学”，虽未立为官学，却在汉末兴盛并流传后世。不过，对毛诗作箴注的郑玄认为，《毛诗序》中的“毛”应该是鲁国人毛亨，也就是后人尊称的“大毛公”。毛亨作《诗经》训诂传，并在自己家族内部传授。河间献王刘安得到后献给朝廷，天子非常欣赏，于是封毛苌——即“小毛公”为博士，专门研究、传授毛亨的“毛诗”。
《诗经》三百篇，毛亨均有小序，特别是首篇《关雎》小序后，还有一段较长的文字，世称《诗大序》、《毛诗序》、《毛诗大序》。与《诗经》每篇小序比较对照，这篇长序应该是全书的总序。它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儒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关雎》是《诗经》第一部分——《国风》中的周王统治区域“周南”之地的第一首诗歌。《毛诗序》旗帜鲜明地道出了以毛亨等文化精英为代表的汉代儒生们的政治主张、文艺创作观念与社会理想、审美观念。具体而言：
首先，是鼓吹从三代巫文化嬗变而来的儒家强烈的正统观念。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衰败，仍尊为王。周地王化之基为邦国所望，“周风”风行天下为诸邦所美。在《毛诗序》中，尊周颂王的语汇随处可见，如王(后妃)、先王、上，与之相对的是诸侯、邦国、乡人、下；前者光被天下，后者散在四方；周王行的是王道，推行的是王政；周地的史实记载是国史，周地民歌属于“大雅”，而诸侯邦国之地的民歌只能称为“小雅”。这种正统观念与董仲舒的“大一统”主张相呼应。如果说董的独尊一统从政治、伦理的观念上，从正面锻铸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统绪意识，那么，以《毛诗传》为代表的文论、诗学中的尊王卑霸理念则从灵性生命和人文精神根底的进路对这种统绪意识作了肯定和深化。从根本上说，这种正统观念，直承中国上古居主流地位的“巫文化”。巫师、祭师(祭司)、巫祝作为原始部族的神秘力量、权力、知识和文化的代言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他们所在的宗族、家族往往也是国家出现之后的王室贵族。周王作为政治权力、文化话语的核心，同时也是沟通天人关系的大祭司、大巫师，所谓尊王，实即崇巫。
关于“风”，自然之风触物而鸣，形成自然天籁的交响，人间之风是人感于物、遇于事、触于情而发的带有地域色彩的民歌俗谣。共有十五国风，这些民间歌谣多为男女情感自由奔放的吐露。其内容正如孔子所说，两情相悦而不“淫”邪，悲哀激愤而不“伤”痛。至于民间歌谣作为“风”所反映民情民意以及其中所带有的讽谏意义，是自上而下(如朱熹)还是自下而上(孔颖达)，学界数千年来争讼不已。我们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有一点必须肯定，民间歌谣离开了草根阶层的原生土壤，是不可能带有鲜活的生活气息的。即国风首先产生于民间，然后由采风的官吏把歌谣、作者甚至演唱者献给朝廷，朝廷经过一番取舍，从音乐上对这些原始材料进行韵律化、节奏化的加工，从文词上对这些初级作品进行精雕细刻。我们相信，孔子删定《诗经》，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就是继续完成这种音乐化和文人化。没有自下而上，原始歌谣不可能大规模汇入宫廷，让久在深宫的王侯了解民间疾苦与民生艰难；没有自上而下，删定后的歌谣不可能在深度与广度上发挥它应有的教化作用。《诗经》关乎天下的道德风化，系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因此成为春秋战国以来贵胄子弟的启蒙读本、儒学经典，列为士人学子的必读书目。作为《诗经》概要的《毛诗序》，从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的角度看，起到了讽谏后世、垂戒后人的作用。
对于诗歌、音乐的起源，毛亨从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较之孔子乃至三代的看法，毛亨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提法更为显豁、明确，从而确立了中国诗言志、诗言情、乐达情的特征。孔子的时代以前，诗歌、音乐还未遭受过度阐释的割裂戕害，其所具有的道德教化功能尚未被扭曲、夸大和曲解。毛亨在诗歌的起源问题上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等人的观念，肯定了巫术礼仪、原始歌舞在诗歌产生问题上的重要意义。他不否认歌者、作者所谓志、情、声主要是个人的真性情、真感情。不过也要看到，毛亨对于诗所言的“志”所具有的寄托作用，是情有独钟的。
这儿，毛亨还初步揭示了诗、乐、舞之间的同生共源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之处在于，毛亨通过对《诗经》内在意蕴的阐释和发挥，从中揭橥的无处不在的政治教化功能和伦理道德意义，从而确立了中国文学、艺术“文以载道”的伦理品格与重实用的审美尺度。
首先，从政治、教化、伦理的角度，赋予六义，主要是风、雅、颂以全新的意义。风通讽，作为民间歌谣，既可以自下而上讽谏宫廷朝政，也可以从上至下风(教)化四方，淳化民风乡俗。不论其内容如何触目惊心，形式如何辛辣嘲讽，主政者大可不必与歌者较真。而当王政倾颓，王道中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些也会在民间歌谣中有所表现，这种“变风”、“变雅”透露出对以往国政得失的总结，更多的是一种对往昔美好岁月的回忆、盛世光景的留恋、谐和社会伦理的向往；所谓雅，是与风相对而言，吐露一国一人的情感意绪的歌谣属于风，而以周王的视角、胸怀天下的视野为出发点的歌谣属于雅。这样，歌谣作者因为地域、地位的关系，而具有不同的等级；所谓颂，是颂扬帝王的丰功伟绩和不朽功勋，向列祖列宗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这对百姓是一种无形的威服。
其次，民间歌谣虽然“发乎情”，但并非恣情任性，宣泄无余，而是经历过先王的教化，能够“止乎礼义”。这一提法，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进一步给“怨”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线。纵观中华文化史、文学史，不能“止乎礼义”的作品，无不命运乖蹇，不能“止乎礼义”的作者，无不身陷囹圄，甚至掉了脑袋。这儿，毛亨为历代当政者推行文字狱，摧残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不过，毛亨也清醒地看到，国家治乱、民生疾苦，反映在《诗经》中，不能总是“合乎礼义”，有时也难免因乐而淫，因怨而怒，因哀而涕。
再次，毛亨看到了民间歌谣流传地域广、社会影响大的特点，在阐发《诗经》的微言大义时，往往有意无意地从儒家的家庭伦理出发，从个体的长幼尊卑、男尊女卑家庭伦理往外推至天下的教化伦理，视四海为放大的家，视家庭为天下的缩影。就《关雎》篇来说，诗中本来表达的是一位青年士子对心仪的女子强烈的爱情追求。从情诗的角度品味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八字评语，是很有道理的。包括毛亨在内的很多学者把它与文王与王妃附会在一起，文王夫妇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代表文王以“风”教化妻子，通过民间的传唱，可以教化天下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夫妇关系、家庭关系，进而家庭与家庭之间，诸侯与周王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无不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另外，在毛亨等人心里，只要可能，对经典的过度阐释亦无不可。《关雎》吟唱的这种以淑女陪君子的夫妇关系，怎么不可以表达一种帝王将相对栋梁之才的渴盼呢？
可以说，《毛诗序》表达的是汉末的《诗经》传授、解释者们，自觉地以儒家的立场、以宫廷的心态说诗，对于大一统中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的深化、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家庭伦理和宗法制社会组织结构的缔造、文人艺术家社会使命感的养成等方面，影响不可谓不大。但负面的影响在于，毛亨通过经典话语的重新阐释，不但迎合了宫廷的文化口味，而且对包括我们在内的炎黄后人从文化心理和审美品格上、从真感情的吐露、真性灵的迸发、大我意象的塑造、民族心态的雄伟豪迈等方面，从春秋战国纵横恣肆的坦途上引领到了“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主要是一种政治寄托，甚而一种个人狭隘天地内的牢骚。)的泥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