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马援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后汉书》

 

许多前贤称马援此书说出了“关系世教”的至理名言。笔者读罢，却感到深深的悲哀。

作为东汉光武朝之一代名将，马援的声名是与破隗嚣、击诸羌、南征交阯的显赫功业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一生中，真正声震千古、激动后人的，不是这封《诫兄子书》，而是另外两句意气干云的名言：一是年轻时“转游陇汉间”，对宾客所说的“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是56岁南征交阯凯旋，面对“迎劳”的故人大声宣言的：“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它们所展现的，是一种多么豪放、伟美的人生境界！

奇怪的是，也就在南征交阯、“万里还书”，告诫他“并喜讥议、而轻通侠客”的兄子马严、马敦时，马援却一反素志，说出了与这种豪情颇不协调的世故之言！此书之诫，实可用一语蔽之：为人处世要“敦厚”、“谨敕”，万万不可“论议”他人之“长短”、“是非”。为了说明这一至理，马援特以两位当代人为例：一位是山都县官长龙述(字伯高)，他的好处是“敦厚周慎”、“谦约节俭”，而且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另一位则是越骑司马杜保(字季良)，不仅能“忧人之忧、乐人之乐”，而且不为社会舆论所动，无论“清浊”(善、恶)与否，均敢结交往还。——两人的处世之道，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前一位谨小慎微、处世圆滑，颇类于司马迁笔下“驯行孝谨”的“万石君”石奋父子(见《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后一位“豪侠好义”、敢作敢为，虽不免莽撞了些，却不失男儿的赤诚血性之气。似乎无须细加比较，读者自会感到，还是这位被“郡将下车辄切齿”的杜季良，显得可爱多了。然而，马援要兄子效法的，却不是他，而是那位“口无择言”的龙伯高！以这类谨小慎微的“君子”为榜样，岂不会将活泼泼的年轻一辈，调教成圆滑世故、畏首畏尾，但知保身而不敢为社稷仗义执言的迂腐之儒么？

不过，读者也且莫误会了马援，以为他内心敬重的就真是龙伯高之辈。从文中对龙伯高的称述言辞枯淡，而对杜季良之为人却辞色热切、流露着由衷的向往之情看，马援所真正“爱之重之”的，其实还是杜季良。那他为何又“不愿子孙效之”呢？原因很简单：在口诵“仁义”、“礼法”，而专务势利争夺的封建时代，这样的血性男儿，是最易触犯利欲熏心的当权者的。除非他缄默不言，避开“是非”；倘要“论议”朝政之利弊、人事之短长，就很少有好下场。试看杜季良不过“豪侠好义”，能“忧人之忧”，便令“郡将”们恨得“切齿”(不久即被诬以“为行浮薄、乱群惑众”的罪名罢官)，就是证明。如此说来，马援之诫兄子慎于言行，并非出于对立身处世之道的正常思考，而不过是迫于当时政治现实的冷酷，所作出的违心之论罢了——他在书中，不明明白白写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么！

一位豪气过人、功业显赫的名将，面对世俗的毁誉，竟然也不得不降格屈从，以违心之论教诲后辈谨小慎微，可见那社会的政治空气是何其冷冽了！——这就是笔者翻阅马援《诫兄子书》所感觉到的深切悲哀。笔者由此忽生奇想：孔夫子当年教导人们“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除了反对“巧言令色”之徒外，是否也如马援一样，包含着对黑暗时政的“寒心”而发的违心之论？——因为它与儒家“舍身取义”的豪迈高唱显然是矛盾的。可惜后世的腐儒，便从此把它奉为玉律，两千年来扼杀了多少青年人活泼泼的生机！直到“五四”以后，鲁迅先生还慨叹于“读书人家的家教”，造成了“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的“可诅咒”的世态！这样一想，读马援的《诫兄子书》，人们似乎倒不如反马援之“诫”，以赤子热忱之心，“效”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的美好境界。即使“画虎不成反类狗”，不也比鲁迅先生诅咒过的那种装着“死相”的“苟活”好得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