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陶渊明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陶渊明集》

〔注释〕　《静情赋》：一作《检逸赋》。检，约束。逸，放荡。

辞赋发展到汉魏之际，抒情的内容扩大了，客观事物的描写也较为细腻直接，其中爱情和婚姻的题材也在增加。

陶渊明的《闲情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这个闲字非闲情逸致之闲，而为防闲之闲、“大德不逾闲”之闲，如同繁钦《定情诗》的“定情”，原指镇定、克制，后来成为男女互以信物表示对爱情的坚定之称。

《闲情赋》之为防闲之闲，后人大都明白，可是还是议论纷纷，理解歧异。

赋中描写了一个美女的风情体态、纤指皓腕，她的眼神会说话，话未说而目已含笑，言与笑就难以分别，因而使作者非常倾倒。赋中一连用了十个“愿”字：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柔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非但连她的肉体部分都接触到了，还愿意做她睡眠的席子，行路的鞋子，确实是一种“大胆的想象”，近于现代话的苦恋了。

第一个对《闲情赋》提出批评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陶渊明集序》)后人的好些议论，大都围绕萧说而评判，苏轼便讥萧统“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萧统对陶渊明是十分企重的，说他是“安道苦节”、“大贤笃志”，那么，他对《闲情赋》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呢？有的，留待后面再说，这里先要说的是这一点：这篇赋如出于齐梁善写闺情的文士之手，原不必大惊小怪，出于靖节先生笔下，确不能不令人奇讶，试将陶集翻遍，可曾有一丝半毫的脂粉气？于是后人或以屈原的香草美人比之，这是最笼统又是最容易信笔比拟的，或以为类于国风好色而不淫，或以为思故主，或以为怀旧友。

陶渊明为什么要写这篇赋？序中先引了张衡、蔡邕二赋后说：开始虽构思于佚荡，最终却归结于雅正淡泊，想来是为了抑制情欲，有助于讽谏。他因家居多暇，所以仿而赋此。

张衡、蔡邕之赋，其残文皆见于《艺文类聚》卷十八《美妇人》部分，同卷并引有陈琳、阮瑀的《止欲赋》、王粲的《闲邪赋》，应玚的《正情赋》等，即序中所谓“奕代继作”。赋中的愿在衣、愿在莞云云，亦本于张衡、王粲诗赋中语。序中说：“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实借此阐明渊明本人的作赋动机。但从赋的全文看，效果适得其反。人们只看到这个美女的形象，如何引起他的刻骨相思的痴情，也便是恰好挑动了读者“流宕之邪心”。赋末说：“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意思是，他对《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的“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行动是反对的，而赞赏《召南》中《草虫》、《行露》的作者对这些男女私会讽刺的意图，因而只有将自己的胡思乱想收敛起来，集中于道德上的忠诚。这种说教式的结论，并不能抵制形象本身的诱惑力量。他不说讽谏倒也罢了，说了难怪人家有意见，萧统正是针对这一点而批评的，所以客气地说是“白璧微瑕”。否则，《文选》为什么选录《神女赋》、《洛神赋》？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说萧统“其引扬雄语，正谓题之意为‘闲情’，而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讽’而效反‘劝’耳。流宕之词，穷态极妍，淡泊之宗，形绌气短，诤谏不敌摇惑；以此检逸归正，如朽索之驭六马，弥年疾疢而销以一丸也”。所以司空图《白菊》诗要怀疑陶令是“狂生”。这段话说得警辟透彻极了，远胜于前人对《闲情赋》种种曲意譬谅。这种创作动机和实践的矛盾，古人诗文中不乏其例，《长恨歌》就是一例。白居易的原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长恨歌传》)，读者阅了全诗，反而对杨贵妃产生同情与哀怜。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规律总是很难统一的。

但就赋论赋，《闲情赋》实不失为富有审美价值的美文，说得上抒情赋中白璧；就陶公那样以恬淡宁静著称的作家而言，则又是创作上某种复杂心态的流露。两晋上层集团生活上的放荡荒淫，他是耳闻目击，也深为痛恶的，女性的窈窕丽质，美目流眄，含情脉脉的风度又是他所亲自看到过的，赋中描写的形象，并非全是书本上得来，而有其现实生活上的经历，两者糅合在一起，歪打正着，便通过潜意识而写成这篇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