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
儒家思想极为重视孝，以维持父子关系，但在先秦时期，父子关系中固然强调子辈对父辈的敬顺、“无违”，但也提出“父慈”来与“子孝”并列，还没有达到“父为子纲”的绝对化程度；而在君臣关系中，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固然强调忠以事君，顺以奉上，但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也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这说明了人臣对君主的忠是有相对的条件的，也还不是后来的绝对化的“君为臣纲”。
到了西汉时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之说才逐渐形成。首先提出“三纲”观念的是西汉时期的大儒董仲舒，他用阴阳理论来论证，比附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对关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基义》中说：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照董仲舒的说法，阴阳关系是阳尊阴卑，定位不移。《春秋繁露·玉杯》中又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是把“三纲”说成是天意的表现。东汉的班固，在其所作的《白虎通义》中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纲纪。纲纪既正，天下大定。”
到了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进一步发展“三纲”之说，把“三纲”概括为天理的原则，认为“三纲”是天理流行的表现。朱熹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尽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在也。
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 《朱子语类》）
朱熹把汉代以来流行的纲常观念绝对化，神圣化，并以此为基础，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价值体系，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所谓“人欲”，是指一切违反纲常标准的思想欲求与行为，如不忠、不孝、不节等。朱熹认为：社会动乱、政治不宁的根源，在于“天理不行，人欲横流”，只要灭尽人欲，臣能尽忠，子能尽孝，妇能守节，则“天理流行”，家齐国治天下平。
经过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表彰，以“三纲”原则为理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价值体系广泛传播于天下，深入人心，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与规范。“三纲”之中，“父为子纲”与“君为臣纲”的关系最密切。
在传统上，先秦时期就普遍地存在着君臣关系来源于父子关系的观念，如《周易·序卦传》中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再如《礼记·昏义》中说：
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而《孝经·圣治章》中说得更为明确：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
《孝经》中的这段话，是说父子之道中，父如严君，故包藏着君臣之义。
因此，先秦时期，在道德评价上，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也被认为是相通的。如“事君以敬，事父以孝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君父之命不校”，“民奉其君，事之如父母”……这些散见于先秦典籍中的言论，正是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相通的观念反映。
至“三纲”之说确立以后，君臣关系在各种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占据的领导性地位，使“君为臣纲”成为“三纲”之纲，“父为子纲”则直接地为“君为臣纲”服务。
父子关系是由血缘关系规定的，即所谓的“人伦”，孝敬顺从父辈是处理父子关系的原则。“父为子纲”则已经把父子关系绝对化了，它要求子女无条件地服从父辈，它甚至赋予父辈以任意处置子女的身体、性命的权力，即“父叫子死，子不可以不死”。君臣关系本是属于政治道德问题，但在父子关系的类比之下，“君为臣纲”的原则也失去了“君礼臣忠”的相对性，变成臣属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要求臣属们“死节守义”，以死效忠。而且，“君叫臣死，臣不可以不死”的极端的提法也出现并被接受了。
从父慈子孝到“父为子纲”，从“君礼臣忠”到“君为臣纲”，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同步走向极端，走向绝对化，而这两者又互相结合，互相利用，互相支持，共同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服务。这也是历代帝王提倡“孝道”，实行“孝治”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