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孝道所产生的流弊
儒家的孝道，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敬爱这一端，自有它在道德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它致力于调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它培养了我们民族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也对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孝道介入政治作用范畴方面来看，儒家宣扬的“孝治”观念，致力于创建一种使“亲亲”与“尊尊”、“贤贤”相结合的家国政治，其目的在于使天下平息纷争却又保有活力。我们不能否认“孝”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效用的社会道德教化所起的作用，历史上曾出现的“郁郁乎文哉”的周文气象，那彬彬有礼、温情脉脉的政治景观和君子风度，的确自有其美好的一面。总之，倡导孝道对于个人修养、家庭关系、社会政治的敦风厚俗之功，是不能一笔抹杀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重孝与泛孝的倾向，把孝道强调得过了头了，也就有流弊的产生。
我们已经在前面分析说明了儒家封孝的强调是一种调节作用，这是在“慈”与“孝”之间不平衡状况的调节。其实，它应该是有前提条件的，是相对性的，即“父慈”是前提条件，相对于父慈而有子孝。《礼记·大学》中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二者并列。北齐的颜之推在其著名的《颜氏家训》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这也是为“子孝”提出前提条件。如果父慈子孝是普遍的对应，那自然是最理想也最完善的了，可是，尽管从一般情况来说，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是一种天性和本能，但也不能排除因各种社会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而出现父母不仁不慈的现象。《二十四孝》中，就有三例是父母不仁不慈的情况：与舜“父顽母嚣”，闵子骞后母“妒损，衣以芦花”，王祥“继母朱氏不慈”。在这种情况下，“子孝”失去了相应的前提，但为人子者仍应无条件地恪守“孝道”：虞舜死里逃生，仍无怨怼，闵子骞冻得发抖，而不声张抗议，王祥卧于冰上性命堪虞……这些都被奉为孝的典范，这在今天看来，的确太不近人情了。
强调孝道是可以接受的，但没有相应前提，片面性、绝对化地强调孝道，就偏离情理了——这就是说：父母是否仁慈并不是必须的义务，而只有子女的孝顺，才是真实的而又强硬的义务要求。翻开历代封建王朝的各种法律，从来没有认定父母不仁不慈是犯罪行为的，而“不孝”却一向都被列入十恶不赦的重罪。《孝经·五刑章》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所受的刑罚是极为严厉的。
在重孝与泛孝的主张影响下，一些甚至违反了孝道训条的愚行与暴行也被认可、推崇，如郯子为顺从母亲的意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深山老林里取鹿乳，违反了“孝子不服暗，不登危”的训条；介子推“割股啖亲”即割掉自己大腿上的肉给父母吃，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训条；郭巨埋儿，因家贫将儿子活埋省下粮食奉养老母，又是违反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条……尽管如此，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善事父母，所以被认可并且受推崇。
在孝道为本的总的指导思想下，子女在人身、意志、财产上都处于极端无权的地位，他们对父祖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连自己的身体、生命都被认为是属于父祖的而不是本人的。“父为子纲”这种礼制规范得到国家强制权力的充分保护。父母对子女拥有教令权、惩戒权、送惩权、主婚权等。
教令权，是指子孙要遵从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束。惩戒权，是指子孙违反父祖的意志不受约束时，父祖可以行使权威加以惩戒，因此教令权与惩戒权互为表里，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吕氏春秋·荡兵》中说：“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颜氏家训》中说：“怒笞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也。”这些都是礼制上的要求，《唐律·斗论》规定：“即有违反教令，依法决罚。”则是有国家法律作后盾。上古奴隶社会以至封建社会初期，法律容许父祖杀害子孙。《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胡亥假借秦始皇的名义赐扶苏死，有劝扶苏上表请免者，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遂自杀，这就是个例证。后来生杀之权操纵在皇帝和国家机器手里，虽然不再允许父祖杀子孙，但对杀害子孙的却罚极轻。元、明、清的法律规定，除故意杀害并无违犯行为的子孙要受惩罚外，子孙如有不孝行为而被父祖杀死，父祖是可以免负刑事责任的。相比之下，《唐律·斗讼》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这种处罚，又严厉到了极点。
法律除了承认父祖的惩戒权外，还给父祖以“送惩权”，即请求官方代为惩罚的权力。父祖以子孙违反教令为理由送请惩戒的，或处以徒刑，或予以杖笞，还可以流放边远地区。父祖如以不孝罪名呈控将子孙处死，一般情况下官府是不加拒绝的。《清律例》规定：“父母控子，即按所控办理。”即不必审讯即可定案。
父母的意志是子孙婚姻成立或解除的决定条件。家长可以为子孙择妻，为女嫁夫，子孙必须遵从包办的婚姻而不得违抗，否则要受到惩罚。同样，父母对娶来的媳妇不满意的，可以下令离弃。东汉末年有一首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说的是焦仲卿之妻刘兰芝与焦母不合，尽管焦仲卿与刘兰芝恩爱不舍，但也还是违心地遵从母命，遣送妻子出门，结果焦、刘两人双双自杀。这种以爱情和性命去殉“孝道”的悲剧，在历史上不知演出过多少！
总之，从相对的“父慈子孝”中强调“孝”的一端，发展到绝对化了的“父为子纲”，这就使得父子关系的不平等达到极端，子辈成为父辈的附属品，子辈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人格。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
鲁迅先生的这段话，确实是击中了传统孝道极端发展的流弊的根本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