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
【译注】
为人处世不要弄错天理，立身处世要当仁不让向古人看齐。
辑自《古黟楹联》。
【感悟】
徽商重情谊、讲道义，乐善好施、造福桑梓，对归乡的眷恋之情代代传承。家乡每有兴教办学、助文资娱、修桥补路、赈灾济困、扶贫助弱，都会视同家事，慷慨解囊，用心灵和物质来回报哺育他们的故乡。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他们大多在当地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在故乡建家祠、筑宅邸、置族田、修书院，反哺之心赤诚可见。
【故事链接】
王中梅，字开先，早年家境贫穷，上不起学、读不起书，只好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后来外出经商，因有经商天赋，每次买卖都获利不少，不几年家境渐渐宽裕起来。一次，家族中有人主张变卖旧宅，他惊讶地说：“《礼记·曲礼》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现在祠堂还没有建立，祖宗的亡灵还处在露天之下，我们却在大力兴建自己的房舍，即使祖宗不责骂我们，难道我们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吗？”
【延伸阅读】
徽州古村落，多聚族而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原战乱而进入徽州山区的。这些中原士族来到徽州后，虽然隐居山林，躬耕自给，但他们尊敬祖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有的还撰写家法垂训后代，力图保持其过去的家风。
宋以后，徽州社会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很大，宗法制度逐步形成。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到相当完备和牢固的程度。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对这种社会状况作了真实的描述：“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宗法制自古以来就是与祭祀祖先密切相连的，尊祖是宗法制的首要原则。祭祖必须要有场所，兴建祠堂正是为了尊祖，以表报本返始之心，尽子孙的孝道。祠堂，作为宗法制度的精神生活空间，与族谱、族田一起，构成了宗法制度的三要素。
祠堂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中国古代只有天子、诸侯、大夫才允许修建祭祖的家庙。《礼》对祭祀先祖限定为“天子之庙不越七世；诸侯五世；大夫三世，或曰亦五世；士庶人二世、一世”。当时普通的士人庶民是不允许建家庙的，祭祖活动只能在居室内进行。宋代，程朱理学倡导“尊祖敬宗”，程颐提出“庶人无庙，可立影堂”，这就是百姓家中悬挂祖宗像的来历。朱熹则进一步提出士庶人修建祠堂。朱子《家礼》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但是这种祠堂，还是与家庭住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明初洪武年间，朝廷开始允许庶民祭祀高、曾、祖、考。于是，永乐年间，徽州建祠活动开始兴盛。嘉靖时，大学士、礼部尚书夏言向皇帝上疏建议“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由此掀起了全国普遍建祠堂的高潮。这时，由于徽商已经崛起，成为左右中国商业活动的支柱力量之一，也成为徽州古村落加快规划建设的主要投资来源。徽州的大村大族都已有足够的经费大兴土木，因此这里的修祠风气大振。嘉靖《徽州府志》载：“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立其间。”徽州祠堂之多、规模之大、工艺之精，是由当时的宗族经济实力所决定的，也是宗族综合能力的体现。西递村是胡姓聚居的村落，胡氏家族在祠堂的营建上是很有特色的，不但有总祠、支祠、家祠，还建有先贤祠，尤其是追慕先祖李世民的祠堂更负盛名。许氏宗祠以其族望深远、名声显赫、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成为徽歙祠堂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