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目鱼”故事写书生谭楚玉和女旦刘藐姑的爱情经历，为明末清初著名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李渔(1611——1680年，号笠翁)所作，分别见其小说集《无声戏》(别名《连城璧》)和传奇集《笠翁十种曲》。《无声戏》中篇名为《轻富贵女旦全贞》，亦即《连城璧》中的《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传奇剧名为《比目鱼》。据后人考证，《比目鱼》传奇约作于清顺治18年(1661)，在此以前，李渔的小说集《无声戏》已经创作;另外，以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看，传奇也比小说写得成功。这些都说明，记叙谭、刘爱情故事的小说创作早于传奇。
小说叙述旧家子弟谭楚玉自幼丧母，跟随父亲出外游学。后来父亲客死异乡，谭楚玉“只身无靠，流落在三吴、两浙之间。”谭楚玉偶然于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杨村坞，遇到正在坐班学戏的女旦刘藐姑，一见钟情。为了接近刘藐姑，谭楚玉不惜屈节卖身，进入戏班学演净角，“但知香艳之可亲，不觉娼优之为贱，欲借同堂以纳款，虽为花面而不辞”。藐姑在谭楚玉还没有进入戏班之前，就对他有意，“见他看戏看得殷勤，知道醉翁之意决不在酒。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分明是个情种无疑了，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不料，戏班内拘管得十分严厉，不仅上有教戏的师父管束，还有个演戏的鼻祖叫二郎神的，专门监督戏班中男女间的暖昧之情，使得同班的人也互相防嫌猜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越轨言行。谭楚玉、刘藐姑二人一时无法沟通感情。一天，师父不在，二人假装背诵戏词，在言语中“略带些之乎者也”，以遮人耳目，彼此互诉衷情。藐姑为谭楚玉设计改净为生，“暂缔场上之良缘，预作房中之佳兆”。
谭楚玉以辞班为由，迫使班主刘绛仙夫妇和教戏的师父把他的角色由大净改做正生。他自恃聪明，“不上一月，学会了三十多本戏文，就与藐姑出门行道”。作者描写二人的演出是：
别的戏子，怕的是上台，喜的是下台。上台要出力，下台好躲懒故也。独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喜的是上台，怕的是下台。上台好做夫妻，下台要避嫌疑故也。这一生一旦，立在场上，竟是一对玉人。那一个男子不思，那一个妇人不想。又当不得他以做戏为乐，没有一出不尽情极致。同是一般的旧戏，经他两个一做，就会新鲜起来。做到风流的去处，那些偷香窍玉之状，偎红倚翠之情，竟象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都是戏中所未有的，一般使人看了无不动情。做到苦楚的去处，那些怨天恨地之词，伤心刻骨之语，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都是刻本所未载的，一般使人听了，无不堕泪。这是甚么原故?只因别的梨园，做的都是戏文，他这两个做的都是实事。戏文当做戏文做，随你搬演得好，究竟生自生，而旦自旦，两下的精神联络不来。所以苦者不见其苦;乐者不见其乐。他当戏文做，人也当戏文看也。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那做旦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做生的命脉，系定在做旦的手里，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痛痒无不相关。所以苦者真觉其苦;乐者，真觉其乐。他当实事做，人也当实事看。(《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见《李笠翁小说十五种》，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段半叙半议的描写，把人物间藉演戏以传情、戏假而情真的行为表现得十分生动。“把戏文当了实事做”，这是谭、刘爱情的独特之处，也是二人感情深化发展的关键。原本相爱的两人，虽在台上演的是剧中人，但我把你当做真正的妻子，你把我当做真正的丈夫，彼此流露的是真实的爱恋，又怎能不沉醉于无限的欢欣喜悦之中，相互的情谊又怎能不因此升华!谭楚玉、刘藐姑在现实生活中达不到结合的愿望，迫不得已，采取了这种曲折的表达方式来宣泄情感。这尽管是虚幻的，只是精神上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但却是二人经过努力而能获得的最好境遇。面对现实中书生与俳优间等级地位的高下尊卑之差，面对戏班中对男女之情的恶意防嫌和摧残，谭楚玉和刘藐姑是不具备与之直接抗衡的力量的。饶是如此，他们这种“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的大胆举动和独出机杼的表达爱情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这一罗网。
作为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作为谭、刘爱情的对立面，藐姑的母亲刘绛仙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她是那个时代、那种环境所产生的社会畸形儿。她出身于戏班之中，音容资质极佳，表演水平极高，小说称她有“兼人之才”、“不羁之才”。然而她的为人却极其低贱，出卖肉体，唯财是取;视女儿为摇钱树，教导她“骗人之法”，“好趁大注的钱财”。刘绛仙不惟不受正统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连常人本应具备的羞耻之心也已抛弃。刘绛仙希望女儿能像自己那样出卖色相、拍卖感情，去周旋别人。然而刘藐姑早已与谭楚玉相爱，并且她的性格又是那样“坚如金石，再不改移”，又怎么能够听从母亲之命、败坏名节呢?若“凌逼不过，连戏文也不情愿做，竟要寻死寻活起来。”刘绛仙见女儿如此，大失所望。她为贪得千金聘礼，不顾母女之情，强迫藐姑嫁给她的旧相好某富翁为妾。至此，母女间矛盾激化，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刘藐姑面对母亲的绝情寡义，为维护自己与谭楚玉的纯洁的爱情，她公开了心里的秘密，采取了迂回、狡辩的方式进行抗争。她不直接表示反对嫁人，而是声明自己已经有了丈夫，并且“这个丈夫是爹爹与母亲，自幼配与孩儿的”。这使刘绛仙既惊且怒，急问是谁。藐姑道“
就是做生的谭楚玉。他未曾入班之先，终日跟来跟去，都是为我。就是入班学戏，也是借此入门，好亲近孩儿的意思。后来又不肯做净，定要改为正生，好与孩儿配合，也是不好明白说亲，把个哑谜与人猜的意思。母亲与爹爹，都是做过生旦，演过情戏的人，难道这些意思，都解说不出?既不肯把孩儿嫁他，当初就不该留他学戏，即使留他学戏，也不该把他改为正生。既然两件都许，分明是猜着哑谜，许他结亲的意思了。自从做戏以来，那一日不是他做丈夫，我做妻子。看戏的人万耳万目，那一个做不得证见。人人都说我们两个是天地生成、造化配就的一对夫妻。到如今夫妻做了几年，忽然叫我变起节来，如何使得。这样圆通的事，母亲平日做惯了，自然不觉得诧异。孩儿虽然不肖，还是一块无瑕之玉，怎肯自家玷污起来。这桩没理的事，孩儿断断不做。”
刘藐姑历数谭楚玉之所以入班学戏的种种情曲，并且直斥父母的不是。这里，作者虽无具体的举止、表情的描述，但通过这生动的语言，藐姑那种藉假为真、借事生情的机智和为了维护与谭楚玉的纯真美好的感情而奋力抗争的勇气，都栩栩如生地展示在眼前。然而，这种抗争是行不通的，不会有好结果。小说写：“绛仙见她说来说去，都另是一种道理，就不复与他争论，只把几句硬话发作一场，竟自睡了。!”显而易见，藐姑的抗辩在她母亲的淫威下，毫无作用。
到了第二日， “将要上台的时节”，作者借谭楚玉之眼，从一旁冷眼观察，写刘藐姑“坐在戏房之中，欢欢喜喜，一毫词色也不作”;在要强娶她的富翁面前，“颜色全不改常，反觉得笑容可掬”。她还自己点戏，要“拣一本熟一些的做”，“尽心尽意摹拟一番，一来显显自家的本事;二来别别众人的眼睛”。她暗示谭楚玉：“你往常做的，都是假生，今日才做真生，不可不尽心协力”。“你只看了我的光景，我怎么样做，你也怎么样做，只要做得相合，就是用心了。”作者于此故用曲笔，把刘藐姑内心深处未曾表白出来的思想活动，通过她异乎常人的言谈举止而使之显露出一点儿端倪，令读者感觉到一种好似风暴来临前的那种不平常的沉寂。刘藐姑的演出，“真是处处摹神，出出尽致”：
前面几出虽好，还不觉得十分动情，直做到遣嫁以后，触着他心上的苦楚，方才渐入佳境，就不觉把精神命脉都透露出来。真是一字一金，一字一泪，做到那伤心的去处，不但自己的眼泪有如泉涌，连那看戏的一、二千人，没人一个不痛哭流涕。再做到抱石投江一出，分外觉得奇惨。不但看戏之人堕泪，连天地日月，都替他伤感起来。忽然红日收藏，阴云密布，竟像要混沌的一般。
这一段描写;给整个故事涂上了一笔浓重的悲剧色彩。这种气氛的渲染，不仅揭示出人物内心无法逃脱命运摆布的悲哀，而且为她下一步拼着一死也要反抗违心的婚姻的行动，做了较充分的铺垫。演到抱石投江时，刘藐姑借戏中角色钱玉莲之口，于原本的戏词中，“添出一段新文字来”，借骂孙汝权，痛斥富翁。然后，刘藐姑抱起石头，纵身投入戏台前的河水之中，“果然合着前言，做出一本真戏”。谭楚玉见此情景，也相随跳到水里， “要寻着藐姑，与他相抱而死”。至此，故事情节发展达到顶峰，人物的悲剧性格得到了完满体现。
小说后半部叙述谭楚玉、刘藐姑得到“晏公神力”的保护，在河中漂流三百里，被渔夫莫渔翁夫妇救起。谭、刘二人结为夫妻，又得莫渔翁资助银两，返回楚中家乡。后来谭楚玉中试，官授福建汀州府节推。谭楚玉、刘藐姑上任时，专门由浙江经过，报答莫渔翁夫妇的恩德;并回到原来受害的地方，假借祭祀晏公寿诞，点刘绛仙的戏班演出传奇《荆钗记》。刘绛仙演到“投江”、“祭江”等出时，想起女儿，大放悲声。谭楚玉和藐姑见她还有母女之情，便上前相认，一家团圆。谭楚玉做官不几年，便受莫渔翁点化，看破功名富贵，退隐山林，终其天年。
李渔的创作十分重视情节的新奇、“出人意表”。上述的谭、刘爱情故事正体现了这一创作思想。作者虽然脱不开描写才子佳人的窠臼，但写他们的爱情经历却非常独特。作者让主人公借演戏来倾吐衷肠，交流感情，又让主人公借演戏而殉情，所有情节都紧扣着在假戏中做出真事这一环节而展开，打破了一般传奇中书笺寄爱、诗文传情的俗套，因而饶有新意。
李渔在创作了关于谭、刘爱情故事的小说后，又将它搬上舞台，并对原来的故事进行加工和充实，从而创作出了传奇《比目鱼》。传奇《比目鱼》叙述谭楚玉、刘藐姑赴水情死之后，受到河神晏公的保护，把二人“那分拆不开的身子，变故一对比目鱼儿”顺河流送到隐居的高士慕容介的渔网中，复化为人形而获救。古时称比目鱼仅有一只眼睛，“须两两相并始能游行”。(见《辞源》“比目鱼”条，1980年商务印书馆版)后人以此比喻相互爱恋的男女或恩爱的夫妻形影不离。李渔借比目鱼的典故，来象征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执着，并把它作为整个故事的情节由悲入喜的转折的关节，所以命名自己的传奇为《比目鱼》。谭、刘二人生死相依而化作比目鱼，这一情节在小说中只存在于文人墨士的挽诗上：“相期并跃随流水，化作江心比目鱼。”而在传奇中则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比目鱼的出现，是谭、刘爱情故事中最富于浪漫色彩和极具悲剧意味的一笔，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传奇《比目鱼》中叙述谭楚玉、刘藐姑爱情发展的部分，除几处细节弥补了小说的疏漏外，情节与小说大体相同。传奇一改小说单一的情节结构，而在谭、刘爱情发展之外，又安排了慕容介这—人物线索。慕容介原为漳南兵宪，虽然平乱有功，但是淡泊功名，告病辞官，化名莫渔翁，隐居于严陵七里滩。后来他救下谭、刘二人，帮助他们结合为夫妻，又赠银两送他们还乡赴试。谭楚玉连试皆中，官职选为汀州司理。慕容介又编制了一本详细记载地方吏治民情的须知册，假借晏公名义，暗暗塞到谭楚玉的行李里。谭楚玉靠这个册子清理地方事务，剿除了山中盗贼。慕容介又点化谭楚玉，一同归隐山林。作者塑造这一人物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除去他曾帮助谭、刘二人结为夫妇外，慕容介对谭、刘爱情的发展无任何影响。《比目鱼》围绕谭、刘的爱情展开了一个较大的社会层面，揭露了不少官场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以及乡里劣绅土豪凌弱怕强的丑恶面日。可以说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类描写与谭楚玉、刘藐姑的爱情发展又不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是彼此间无任何直接关系。反之，作者把谭、刘爱情和婚姻的最终实现归结为神灵保佑，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局限。
传奇《比目鱼》中，谭楚玉的性格刻划得更为完整。传奇于第二出《耳热》谭楚玉一上场，便勾勒出人物的基本性格：
〔满庭芳〕天上逋仙，人间荡子，不知何处为家。士当贫贱，只合在天涯。宁饱他乡风雪，胜亲朋、炎热相加。伤情处，索居无偶，虚度好年华。(《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写他傲岸不群，是“万有在胸，一盆彻骨。虽以世胄，耻说华宗。尽有高亲，羞为仰附”;写他高才自负，是“襁褓识之无，曾噪神童之誉;髫龄游泮水，便腾国瑞之名。夙慧未忘，读异书如逢故物;天才独擅，操弱管似运神机”;写他淡泊利禄，是“富贵由他尽早”，写他多情不偶，是“姻缘不合参差”。在他身上，较强烈地体现了封建社会里家境破落、接近社会底层的贫苦书生的要求和愿望。而他的独立不羁，又区别于其他同类人而具有个性色彩。谭楚玉的这种思想性格，决定了他迥异于常人的爱情观：
要晓得，费了大主钱财娶来的女子，一定不是真正佳人。若是真正佳人，遇了真正才子，莫说金珠财宝用不着，连那一丝为聘也觉得可有可无。所以世间难得的物件，就叫做无价之宝。
在谭楚玉心里，真正情投意合的婚姻是金钱买不来的，只有男女间忠贞的爱情才是结合的纽带。他自信：“非夸，凭着我才名大，定有个恋孤寒的侠女为家。”所谓的“真正才子”、“真正佳人”，并不应理解为简单意义上的郎才女貌，作者在此借谭楚玉之口所表达的意思是：只有建立在彼此真心相爱的基础上的婚姻才是真正幸福的。正是这种性格特征和独具见解的爱情观，为谭楚玉后来因钟情于藐姑而屈节为伶的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六出《决计》是全剧最精彩的一出，描绘谭楚玉的心理活动细腻入微。人物一上场，便自述爱恋藐姑而又无法接近她倾吐衷情的苦恼;惟一的办法是混进戏班与她一同学戏，可又犹豫不决，感到这种事“岂是我辈做得的”。〔锦缠道〕、〔朱奴儿〕两支曲子写谭楚玉的心里活动最为真切：
〔锦缠道〕猛思量，做情痴，顾不得名伤义伤。才要赴优场，又不合转痴肠，被先贤古圣留将。正待要却情魔，改以义方;耨心田，杀却愁秧。当不得意马信偏缰，离正辔把头儿别向，好教我难分圣与狂。一霎时心儿几样，还只怕魔盛佛难降。〔朱奴儿〕意才定，心儿便痒，暂抛撇琴剑书箱。非是我去故趋新脚太忙，怕的是稍留滞又转他肠。
谭楚玉痴情无限，为接近心爱的人儿，几番思量，心神荡漾：正想要抛弃名节，为了爱情而委屈自己去当一名戏子，却不禁想到非礼勿为的古训;于是努力想排除情爱的纠缠，镇定心智，却又收不住意马心猿，怎么也忘怀不了对刘藐姑的情意。谭楚玉既觉得以读书人的身份去做戏子，“是条下策，非士君子所为”;然而又难舍情爱，“舍却这条门路，料想不能近身”;只好自宽自解：“学戏之事，虽有妨于名教;钟情之语，曾见谅于前人。”封建礼法的约束与深情爱恋的勃动，使得他“一霎时心儿几样”，激起了难以平复的波澜。最终虽然是人情战胜了礼法，而他的心情仍旧惴惴不安，“怕的是稍留滞又转他肠”。谭楚玉这种 徨无
，患得患失的心态，在短短的一出中，被作者刻划得十分传神。可以说《决计》一出突出体现了作者李渔“擅写人情”的艺术才能。
传奇自始至终都抓住了谭楚玉作为书生的身份特点。他虽身在戏班做戏子，还不时总要现出他酸秀才的本色。作者着意抓住谭楚玉所戴书生方巾大做章。先是第七出“入班”。谭楚玉刚入班学戏时不肯除去方巾，声称“到做戏的时节，换去也未迟”;后来第十出《改生》，由于他天性聪明，学戏极快，又改净为生，在戏班中地位日重，便又提出上台唱戏时也要戴着方巾，“存一线儒家之体”，这活脱地露出他虽已成为在当时被视为低贱的戏子，还不忘保持读书人体统的酸文人本质，令人看了不禁捧腹。
作为主人公，谭楚玉是一个痴情种子。他为了向刘藐姑表白爱情，不顾身份名节，置正统礼法规范于脑后，卖身到戏班，与藐姑同台演出，乐此不疲，最终相从藐姑，一起殉情。这种始终如一、痴心眷恋的感情，是人类最高贵的美德之一，也是作者极力赞颂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不也正是人物思想进步的表现吗?
传奇对刘藐姑形象的塑造，比之小说，人物性格没有太大变化。但由于作者注重了对藐姑内心思想感情的揭示，并始终把握住人物言行，使之前后统一，故而其艺术技巧比小说中单纯的行为描写更进了一步，人物性格也更趋合理、完整。
作者写藐姑“出身虽贱，志愿颇高，学戏之事，也非其本念”。第三出《联班》是揭示人物品格的重头戏。在这一出里，主人公一上场便表明心迹：
〔紫苏凡前腔〕家声鄙贱真堪耻，遍思量出身无计。只除非借戏演贞操，面惭可使心无愧。
她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羞耻，然而作为一个幽闭闺中的少女，她又有什么办法能摆脱这种环境呢?不仅如此，她也将不得不违心地去抛头露面演戏;只好在戏中多演些忠孝节义、贞淑操守，以此来表明自己心地的高洁。这样，人物的基本思想格调得到确立。其言行便由此生发、展开。同是唱〔紫苏凡〕曲牌，刘绛仙则是得意洋洋地自夸“声容两擅当场美，赚缠头复多长技”，不仅对自己的行为毫无羞耻的感觉，而且还要以此来教导女儿。刘绛仙与藐姑这种思想上的对立，预示了人物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果然，母女一会面，便展开了正面交锋。当刘绛仙要女儿学戏，并想传授她“挣钱财的秘诀”时，藐姑表示出坚决反对的态度。作者让母女各唱一只〔桂枝香〕曲牌，把二人针锋相对、营垒分明的对立观点和人物具有的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格、两种道德揭示得十分鲜明，藐姑唱的〔桂枝香〕为：
术将心毁，貌将淫诲。似这等混浊丰饶，倒不若清高饥馁。就要孩儿学戏，也只好在戏文里面，趁些本分钱财罢了。若要我丧了廉耻，坏了名节，去做别样的事，那是断断不能的!若要儿追芳轨，儿追芳轨，只怕前徽难继，心思柱费，我自有内家规。慢说是面厚家才厚，却不道名亏实也亏。
藐姑明里是反对女子演戏，暗里则针对刘绛仙的作为，指出：演戏如果不能有益于社会与人生，那么演技再高，容貌再美，也只能坏人心术，撩人淫欲，使人堕落。像这样获得财富，反不如一生清贫如洗，但却得以保持一个人的清白与尊严。她郑重表示，决不做母亲那种丧失人格的行为，而要正正当当地演戏，清清白白地做人。“断断不能”一句话，更显示出她秉性坚贞的性格特点，为她后来反抗逼嫁，以死殉情的行动提供了根据。曲子未两句，藐姑还委婉地向母亲提出了规劝。然而刘绛仙的〔前腔〕却完全是一副厚颜无耻之相：
烟花门第，怎容拘泥?拼着些假意虚情，去换他真财实惠。况有这生涯可比，生涯可比。把凤衾鸳被，都认为做戏场余地。会佳期，张珙虽留恋，莺莺不姓崔。
短短一只曲子，便将—个老于世故、廉耻丧尽的烟花女子的心态刻划得入木三分。在这一出中，作者让主人公一出场便置身于随时都可能激化的矛盾冲突中，使情节立即展开，不枝不蔓，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技巧。
第十四出《利逼》描写刘绛仙、藐姑间矛盾的激化。前一出《挥金》刘绛仙贪财卖女已成事实，只是还未让藐姑知道。这一出一开场便写出貌姑钟情谭楚玉，已是难解难分，只待寻找机会“就要把真情吐露出来，拼做一场死冤家，结果了这桩心事”。母女各怀心事，冲突一触即发。但等到母女二人见面时，作者又故意不马上引发冲突。藐姑见到装聘金的皮箱，但刘绛仙故做神密地让她猜箱子中的东西。藐姑以一曲〔红衲袄〕连猜几个“莫不是”，每一猜都使情节的紧张增加一分，使读者或观众更加意牵心悬。刘绛仙见女儿猜不着，便道?：“这皮箱里面的物件，是你一个替身，做娘的有了他，就可以不用你了。”藐姑一听，只道母亲不用她演戏了，不疑有他，十分高兴。情节至此又一顿，事情真相仍末挑明。随即，刘绛仙摆明缘由，乃是既失望于女儿不能如自己那样去挣钱，又怕她如此会招灾惹祸，因此把女儿嫁与土豪钱万贯做偏房，箱子内装的就是纳聘的财礼，只等第二天戏一完，便送人过去。这晴天霹雳，使藐姑大惊。她奋起抗争，母女的冲突猛烈爆发。在此，作者于情节的组织上采用了蓄势之法，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烈”。由此可见李渔编剧技巧之高。冲突的结果，刘绛仙抛弃母女之情，强逼女儿嫁与土豪;藐姑抗争无效，知道局面无可挽回，为保住贞节，决心以死殉情。
第十五出《偕亡》是描写藐姑“临危有笑容”、从容殉情的一出戏，是整部传奇情节发展的最高潮。如果作者能从人物身份出发，以大段即景抒情的曲白描绘藐姑的微妙的情感和复杂的心态，当能收到感人心脾、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可惜的是，作品中的藐姑虽然言辞激愤，声色俱厉，但道白曲词多是说教，一味地宣扬“维风化，救纲常”，语言干瘪，缺少含蓄。这种以论代情的创作手法，可能入理，但不入情，怎么能够激动人心呢?人物的这种说教味，在传奇其他地方也有体现，这不仅有损于人物形象，而且使整部作品层次降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作者的思想局限，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具有更先进的世界观。
尽管藐姑的形象存在上述缺陷，但这丝毫也掩盖不了人物品格的高尚。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地思想一下，不妨这样认为：藐姑置身于那种混浊污垢的环境之中，要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而沉沦，她非得有一定的精神力量来支持其行动不可;而在当时社会上，封建正统的贞节观正是她可资利用的最有力武器，因此她很自然地捡起了这一武器去对抗社会邪恶，捍卫自我尊严。她于传奇第三出《联班》中，借封建礼法的规范，声称：“但凡忠孝节义、有关名教的戏文，孩儿便学;那些淫词艳曲，做来要坏廉耻、丧名节的，孩儿断断不肯学他。”“淫词艳曲”代表着戏剧中的糟粕，它直接损害女艺人的尊严。反对它，正在于保护自已的独立人格不受侵犯。她于第十四出《利逼》中悲愤地唱道：“莫诮倡优贱，我这家风也不尽偷。”明里虽自称是要“把纲常拯救”，但实质上是对社会污辱、摧残女旦行为的控诉，是对同业(包括自己母亲)的自轻自贱、丧失做人尊严的痛心疾首。综合上面所述，藐姑是以封建礼法为斗争武器，来实现她“正正当当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愿望的。
总结整个传奇对男女主人公的塑造，我们说，尽管作者努力要把谭楚玉、刘藐姑作为封建礼教所标榜的“义夫节妇”来歌颂，把藐姑对谭楚玉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看作是从一而终的贞节观的具体体现而大肆宣扬，但是，正是谭、刘二人这种自主的恋爱和婚姻，在正统的封建道德那里，乃是“大逆不道”，是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犯上作乱;而男女间那种卿卿我我、缠绵悱恻的感情纠葛，更是被封建卫道者们视为“洪水猛兽”，斥为坏人心术、有伤风化的淫行。他们的行为已超出了封建道德所允许的范围，是对封建礼法的背叛。他们以死相抗的反抗行动，并非要拯救什么纲常，维护什么名节，事实上是在维护他们执着专一的爱情不被玷污，维护他们自主选择的婚姻不受侵犯。从客观效果来看，他们的爱情有着进步意义。
谭楚玉、刘藐姑的爱情故事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悲剧。小说与传奇之所以都着意地为它加上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不仅仅是为了适应当时的观众喜团圆伤离别的欣赏趣味，更主要的是作者李渔的艺术思想在起作用。李渔认为：艺术作品首要的目的在于娱乐观众，因而他于作品中追求的是情节的新奇性和故事的喜剧效果。正如他在自己的另一部传奇《风筝误》第三十出的〔尾声〕曲子中所说：“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帷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既然传奇演出是为消除愁绪而设，又何必花钱去看那些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的故事呢?本着这一原则，李渔将谭、刘二人的爱情悲剧画蛇添足地加上了一个团圆善终的尾巴。
谭楚玉和刘藐姑爱情故事后世流传不广，目前已知昆剧、川剧有这个剧目，剧名及剧情不详。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曾于他早期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演出京剧《比目鱼》，李寿民编剧，情节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