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死后被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世称唐明皇。他既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经常出现在诗歌、小说、戏剧中的一个文学人物。元代剧作家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即以他为主人公。
唐明皇登场时已践祚二十余年，赖有贤相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等“同心致治”，故而“四海承平”、社会安定，他也“得遂安逸”。封建帝王自然有六宫粉黛，但“自武惠妃死后，无当意者”。就在他爱情生活上感到空虚之时，他发现了“寿邸杨妃”。她是唐明皇之子寿王的妃子，已经“蒙恩选为寿王妃”，也就是说已是他的儿媳。然而“颠倒于情”的唐明皇已不顾人伦纲常，先是“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继而公然“册封为贵妃”。从此， “一个太真妃倾国倾城。珊瑚枕上两意足，翡翠帘前百媚生。夜同寝，昼同行，恰似鸾凤和鸣”。
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唐明皇虽是帝王之尊，杨贵妃只是他的一个妃子，但他对杨贵妃确是情有所钟。 “七夕盟誓”是他们爱情生活的一个高潮。七月七日，相传是为银河所隔的牛郎织女相会之日。杨贵妃在长生殿“设瓜果之会，向天孙(织女)乞巧”。唐明皇“七宝金钗盟厚意，百花钿盒表深情”，以钿盒金钗表示爱情。杨贵妃有感于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见之难，担心自己“春老花残，恩移宠衰”，唐明皇对她百般安慰，并毅然与之盟誓： “朕与卿尽今日偕老，百年以后，世世永为夫妇。”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爱情上能有这样的诚挚态度，还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这一场爱情从一开始就似乎注定要以悲剧告终。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应该说是真挚的，但出发点却主要是由于她倾国倾城，“绝类嫦娥”。这种爱又同唐明皇的帝王身份和醉心于声色歌舞的爱好糅合在一起，因而随之而来的是对杨贵妃的滥施恩泽。杨贵妃之兄杨国忠加为宰相，姊妹三人封作夫人， “一门荣显极矣”;贵妃嗜鲜荔枝，他竟“教驿使把红尘践”，诏令四川驿骑相继为之专程贡送荔枝。歌舞宴乐，无有虚日，朝政倦理，“一心只想着贵妃”，这就直接导致了国事日非。历史上早有明鉴，即使是明君英主，一旦沉溺于女色而不能自拔，必然要走上悲剧之路。加上对与贵妃“有些私事”的安禄山处置不当，更加速了这场爱情悲剧的到来。安禄山本是“损军失机”之边将。“例当处斩”，唐明皇却反让杨贵妃收为“义子”，甚至因为“既为贵妃之子，即是朕之子”，要拜为平章政事(宰相)。在大臣的竭力劝阻下，又改封为渔阳节度使， “统领蕃汉兵马，镇守边庭”。最后，正当玉笛羯鼓， “韵美声繁”，锦瑟玉箫， “嘹亮循环”，唐明皇沉醉于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之时，渔阳铁骑，动地而来， “边关飞报，安禄山造反，大势军马杀将来了”。唐明皇终于自食苦果。
其时唐王朝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安禄山起兵，震动朝野，对唐明皇无异也是一声警钟，但唐明皇仍未被震醒， “止不过奏说边庭上造反，也合看空便，等不的俺筵上笙歌散，可不气丕丕丕冒突天颜”。责怪大臣们不该来打扰他，认为他们的忧心忡忡不过是“假忠孝”，以求博取一个“龙逢、比干”大忠臣的名号。甚至当叛军攻破潼关，“京师空虚，决不能守”的危急形势下，大臣直言“只因女宠盛、谗夫昌，惹起这刀兵来了”之时，他还断然否认是“歌舞坏江山”，依然认为“既贼兵压境，你众官计议，选将统兵，出征便了”，斥责两班文武犹如泥塑木雕， “空列些乌靴象简，金紫罗襕，内中没个英雄汉”。他为爱情蒙蔽了理智，已从一代英主变成了一个昏庸的皇帝。
叛军兵临长安，唐明皇只得带领贵妃仓皇出逃， “一声声送上雕鞍”，幸蜀避难。途中因关中父老恳请，留下太子“统兵杀贼”。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行至马嵬，扈从将士坚决提出“国有奸邪，以致乘舆播迁;君侧之祸不除，不能敛戢众志”，先以“专权误国”、 “又与吐蕃使者交通，似有反谋”为名，诛杀了杨国忠，进而以“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为理由，要求唐明皇“割恩正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唐明皇先是震惊，要将士们“休没高下，岂可教贵妃受刑罚。他见请受着皇后中宫，兼踏着寡人御榻”，继而恳求“总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饶过他”。最后在“六军心变，自不能保”的情况下，只得“割舍”贵妃，但心中充满了难分难舍之情。因而当陈玄礼进而提出“望陛下乞与杨氏，使六军马踏其尸”，他断然拒绝，而是让高力士带妃子去佛堂中， “令其自尽”。 “他那里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独力难加”，他心情之悲痛当然是无以复加的。
渔阳鼙鼓是对唐明皇的惩罚，而贵妃之死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心中很清楚，杨贵妃并不是真正的乱源祸阶， “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他对贵妃之死怀有深深的负疚之情。安禄山之乱平定后，他返回长安， “养老退居西宫”，物是人非，寂寞的生活更激起他对杨贵妃的刻骨相思， “昼夜只是想着贵妃”。他面对杨贵妃的真容， “朝夕哭奠”。他想起当年“华清宫宴乐”、 “长生殿乞巧”;想起两人“学连理枝比翼鸟”的誓愿，如今却连“死后同棺椁”也不能，怎不悲恸万分。为了求得心灵上的片刻安静，他经常深夜身离殿宇，信步而行，然而“见芙蓉怀媚脸”， “遇杨柳忆纤腰”，浮现在他面前的永远是那“倾城貌”。夜深人静，他渴望贵妃入梦一见，又果然“梦见妃子”，可是好梦刚来又被“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惊醒。就在这梧桐雨声中，他孤零零地彻夜独坐， “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一场爱情悲剧就在这凄风苦雨中垂下了帷幕。
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在此剧前已有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等作，虽取材相同而主题各有侧重。《长恨歌》主要是描写这场爱情悲剧的绵绵长恨，《长恨歌传》意在鞭挞政治， “惩尤物，窒乱阶”。《梧桐雨》同《长恨歌》的主题较为接近，但它删去了“方士觅魂”的情节，而使内容更集中，加上是舞台艺术，在塑造唐明皇这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多情天子的形象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功。这一艺术形象，同其他因女色而破国亡家的帝王如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等又颇有不同，他并不是一个猎艳好色的荒淫君主，而是因为对所爱的人滥施恩宠，浮游于爱情生活而忘却朝政，结果从一代英主沦为昏君。他同杨贵妃的爱情虽也造成了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但他对杨贵妃的爱还是有一些真实动人之处，这也是作者在谴责之余，也给以较多的宽容和同情的原因。